理性的代價
“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的一部份。這裡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而是一種自治原則”。看到陳景輝書稿裡的這一段話，真是感慨。當年我們最怕聽人教訓大家“要理性一點”。比我年輕，也比我更有行動力的陳景輝尤其不滿那套“和平理性”的說詞。不料轉眼數年，現在卻輪到他站出來忽吁理性了。
才不過五、六年前，香港人還挺喜歡把理性當成擋箭牌，用以躲閃一切關乎價值和立場的認真追索。今天我們則變成一群試圖在一切文字和言論之中迅速發現立場，並且拿住立場死纏不放的信徒；甚至將陳景輝這類還在倡言理性的人打作“理性霸權”。這中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難道香港人終於醒悟，瞭解到立場和基礎價值的重要，不再為那套偽裝客觀的“和平理性”所迷惑？
我有點懷疑，如此迅速的顛倒並不是真正的成熟與進步。在不願意談半句立場問題，與只關心立場問題之間；在極端的虛無，與極端的狂熱之間；也許只不過是隔了薄薄的一張紙而已。兩者共同的地方始終是理性之匱乏，前者是單純地描述不同立場的存在，然後中斷理性的深入分析；後者是單純地選定一個立場，然後拒絕理性的展開差異。換句話說，這兩種社會政治取態只不過是一塊銅板的兩面而已。就像一個人從甚麼都不相信的犬儒，急速轉化成最死忠的狂熱信徒；這種轉化的內涵，往往十分可疑。
難怪陳景輝的文章老是令我覺得吃力，並非他的行文用字有毛病，而是他的立場太尷尬。一方面是個街頭行動派，要開足火力揭穿“和平理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又是個時局之中的思考者，要冷靜下來重申“公共理性”的必要。左支右絀，兩面不討好，這大概就是理性的代價。
■作者：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