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德國思想家貝克（Ulrich Beck）帶頭下，興起了新的“全球風險社會理論”。這個理論隨著風險事務的增加，已成了當代新的顯學，影響當代政治。

根據貝克的理論，現代社會的“現代性”有分兩種。

第一種是“一度現代性”。指17世紀科學革命和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價值觀，它相信科技及專家萬能，認為技術官僚的管理，可達到理性主義理想國的境界。

但從20世紀後半期開始，各國的污染公害、核災、地球暖化、以及基因科技的害處相繼爆發，對科技的樂觀想像已開始鬆動，已知道，單純的技術工具理性是狹隘的。

於是，貝克遂提出了他的“全球風險社會理論”。他的理論要點為：

一、將來的人對現代性要有更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必須有“二度現代性”的認知。所謂“二度現代性”，即“反身現代性”（reflectivemodernity）。它是由“自我對抗”和“自我反省”所組成。政府和技術官僚必須有這樣的認知，才可能有較好的決策。

二、專家及官僚必須知道，現在的科技圈與技術官僚，已出現了一種“被組織化了的不負責任”。他們片面地根據自己的利益，故意低估科技造成的風險，對各種可能的危害視而不見。現在的社會已成了“安全不再、風險尚未來”的不確定社會，因此，已沒有甚麼人可說是真正的專家。

貝克指出，自從德國社民黨總理施洛德和綠黨共組聯合內閣，將反專家的人納入內閣起，一種新的“全視野”政治已告開始。

政府已不能迷信專家，用似是而非的謬論，來欺騙、唬弄人民。政治必須針對風險問題，做更深入的質疑。

三、以前人們的思考是“現在――未來”為主軸。相信現在可以，未來一定可以；但在這個風險時代，已必須有“未來――現在”這種新意識，以對未來風險的判斷為基礎，重新去設定現在。

而對風險的評估，一定要重視廣泛人民的“次政治”（sub-politics），要注意公眾的意見，不能再有以前那種凡事都是中央一條鞭式的威權式心態，而應該有超越左右、藍綠的轉型認知，活化政治。

因此，我對德國不搞甚麼公投，而能主動廢核，並很快地制定出非核的能源政策，讓德國主動展開能源革命，實在至為佩服。

德國在這個風險時代，不去糾纏問題，而能根據未來的視野，主動去從事能源政策的轉型，這使德國根本不必付出社會摩擦的成本，就使它的社會完成了一次轉型升級。

有積極進步的公民，政府必須也以積極求新來回應，因此才能加速國家的創新與進步。

■作者：南方朔‧台灣著名時事評論人‧2013.06.22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