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他說，電影已經快像恐龍一樣絕種了。

當導演是他的興趣，當製作人是他的職業，兩者都為了保護恐龍。

這位持續創造泛亞洲、大中華電影商業模式導演商人，如何看華人電影的未來？

以《金枝玉葉》、《甜蜜蜜》成名，以《如果‧愛》、《投名狀》拿上2座金馬最佳導演獎的陳可辛，名字是導演父親陳銅民取的，意思是“可以辛苦”。21歲入行，26年來，他馬不停蹄，已經導演了11部、監製了近30部電影。今年，他在北京成立人人電影公司，一口氣亮出15部，未來1年半的拍攝計劃，創業作是12月將上映的《十月圍城》。

陳可辛是泰國華僑，他在電影圈的第1份工作，就是協助吳宇森在泰國拍電影。他曾戲稱，那時能拿到這份工作，是因為咖啡買得不錯。1991年執導第1部戲之前8年，他的工作就是監製，負責解決由籌備到上演前所有實務問題。

導演是興趣，製片是工作

他的自我定位：導演是興趣，但他的職業一向是製作人。因為導演是很自我的，只想拍，不需要管人家看不看得懂，不顧市場；但電影不跟市場掛勾的話，早晚沒得拍。

對陳可辛而言，問題很簡單：就是想拍，還是不想拍？“電影本質上，就是1個得花很多錢才能做到的藝術型態。它已經快像恐龍一樣絕種了，不好好保護就會沒了。

我覺得做導演沒辦法保護電影這個行業，所以我用當製片的方法，”陳可辛說。

華人市場的現實，迫使他必須同時身兼導演與製片。陳可辛說，在亞洲，媒體、金主與觀眾都只認導演，只有自己站上第一線，才有辦法動用資源。“人家給我的面子，是給導演的面子，但我得用製作人的智慧跟思維方式，”他說。

製片與導演合體，使得陳可辛不像王家衛、侯孝賢、蔡明亮等導演風格強烈，反而片風多變，時時刻刻都在想，如何打到更廣的觀眾。2006年起，陳可辛跨入中國市場，集合中港台、日本、韓國明星拍攝的《如果‧愛》、《投名狀》都在中國賣出很好的票房。“這是華語電影前所未有的機會，現在的市場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好，”陳可辛難得有一點興奮。

他對自己的電影不是沒有反省。儘管《甜蜜蜜》、《金枝玉葉》這些商業的文藝片，華人容易懂，但就是賣不了外國人。“外國人幹嘛要看你們2個人說話，還要看字幕？外國人當然要看中國人飛（武打），你不飛，我看你中國人幹嘛？”他說得直接，“就像我們現在看美國片，不是變形金剛就是超級英雄，我看美國人在紐約走來走去幹嘛？”

陳可辛認為，有了1個量足夠大的華語市場，導演為一個群體拍戲，電影就可以有一個邏輯，一個文化背景和底蘊，就能拍比較思考的電影，而還能是商業電影。而且，“如果你上網絡去看，中國觀眾的水準是比香港高的，我不敢說比台灣高，但台灣這是小眾，而中國高水平的是個大眾，”他說，與好的觀眾群互動，導演才可能有動力拍下去。

至於，大陸對電影思想的箝制，陳可辛不否認的確存在，而且“很難”處理。以《投名狀》為例，中國官方審片時批評，這部片把人性拍得太狠了。中國追求和諧社會，很多事情藏起來不能講，大家都是好人好事，“官方根本恨死《投名狀》了。”更誇張的是，看完片的審批官員下定論，李連傑是壞人，於是要求金城武配個畫外音講清楚：李連傑是壞人。“他們的理由是，好壞要分明，”他無奈，“我當然很難受，但沒辦法，好過沒得拍。”

想拍更邊緣的故事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也勾起了陳可辛埋在心裡10多年的願望，就是拍1部父母親輩泰國華僑的故事《飄》。“我父母親的故事比《大江大海》更邊緣，不是所有人的故事，我不做就沒別人做了，”他說。他想拍1部1949年，泰國華僑心懷嚮往，抱著“新中國”憧憬回國，最後卻事與願違的故事。陳可辛的曾外公從潮州到泰國做生意發了財，即使娶了泰國妻子，生了9個小孩，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群孩子每到5歲、8歲，有1天起就會突然不見，原來是被送回中國念書。陳可辛的外公就是其中1個，曾經念過黃埔軍校，後來參加了紅軍。

到了陳可辛的母親這1代，也是沒有選擇地被送回中國。陳可辛的舅舅後來參加共產黨的空軍，但文革時竟因1盒蝦餅入獄。原來是泰國家裡寄來1盒蝦餅，幾個華僑就坐在飛機翅膀下，吃蝦餅用泰國話聊天。因為講泰國話，就被當成間諜抓走，丟到天寒地凍的野外被折磨了5天5夜。“中國人去到哪裡都看不起當地人，有錢就寄回家（中國），不停地說我不是當地人，我是中國人。等回到中國才發現，原來自己不是中國人。”他說。

陳可辛的父母與朋友，後來都想方設法，買護照、偷渡回泰國。回到泰國後，這些華僑晚年的娛樂，是找北京的音樂老師帶他們每週日唱《解放軍進行曲》。“這就是他們的回憶，70歲的老人像小孩一樣唱歌，每年都表演。再不做，這些人就都不在了，”回憶中，陳可辛說著未來將拍的大戲。（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