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與名利


據香港傳媒日前報導,美國著名漢學家傅高義(Ezra Vogel)傾10年心力完成的巨著《鄧小平時代》(Deng Xiao ping and the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中國大陸出版時刪去了很多有關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內容。看到這樣的新聞,令人不甚感慨:天下熙來攘往,不過是名利二字。連傅高義這樣的西方漢學家亦不能免俗。

傅高義自己的看法是,將心血之作交給中國當局審查,是不愉快但必須的決定,“著作90%內容能在這裡出版,總好過0%。”然而,恰恰是那被中國大陸當局刪去的10%內容,才能顯出西方漢學家獨立精神的難能可貴。如果連西方學者都對中國當局的文字審查委曲求全,為使自己的著作能打入龐大的中國市場而不惜泯滅自己的良心與良知,六四事件的真相在中國大陸恐怕將愈來愈模糊,甚至永遠沒法說清楚。

作為一位精通漢語、曾經多次在中國大陸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的美國著名漢學家,傅高義應當知道,雖然中國大陸自文革以後始終沒有真正的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社會的變化,對許多所謂敏感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亦並非一成不變。作為學術研究,則更顯得開放一點。

說遠一點,比如國民黨在抗戰時期正面戰場的作為,國共兩黨的關係,對蔣介石的歷史功過如何看等,這幾年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已遠較10年前開放,評價亦相當正面。說近一點,像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林彪,如今學者們在談論他的歷史功過時,已非一面倒地全盤否定,他在抗戰時期和國共內戰時期的軍事指揮才能,亦開始獲得較為正面的肯定。

傅高義如果確實是一位有良知、有良心、有見地、有風骨的學者,若干年後,一旦中國大陸放開對六四事件的討論,他一定會為自己談論鄧小平功過和六四事件的著作未能在中國大陸以全貌出版而感到慚愧。

■作者:夏泰寧‧香港評論人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