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聖人面具來整人
中國從古代到現在，都是官大權力大，官大道德高，官大理由多。因此大官隨便找個道德性的理由惡整別人，而且還整得一副義正辭嚴的案例遂相繼不斷。
明代作家凌濠初在小說集《二刻拍案驚奇》卷12裡就講了大官學問家朱熹的兩則諷刺故事，值得今天台灣的人玩味。
朱熹是宋代理學家，他以“居敬窮理”、道德高尚為標榜，官大學問也大。但他以道德為名整起人來，也整得很厲害。小說裡就講了兩個他整人的故事：第一則是他在福建崇安當知縣時，以清廉正直、鋤強扶弱自我標榜。當時有個刁民知道他有這種人格上的“執性”，遂將自己祖墳的墓碑偷偷的埋到當地一個大戶人家風水極佳的墓地裡，然後一狀告到官府，宣稱是大戶人家恃強凌弱、強占他的土地。
朱熹接到此案後大喜過望，認為他發揮正義感的時間到了。於是他親自主審此案，並到現場踏勘，挖出了刁民事先所埋的那塊墓碑，他認定這是大戶人家侵佔別人土地的鐵證。於是他判大戶人家有罪，土地歸刁民所有。朱熹還為了此項判決而洋洋自得。
當地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於是朱熹的判決被傳為笑談。後來朱熹知道自己判錯了，他不敢自承錯誤，而是到那塊風水寶地去賭咒：“此地若發，是有地理；此地不發，是有天理。”於是當地一夜大雨，天降霹靂，那塊土地塌陷為一汪潭水，刁民一無所獲。但那個大戶人家所受的損失並沒有得到賠償。
至於第二則故事則慘多了。它說後來朱熹升任浙東提舉，這是個區域性的大官。當時的浙江台州太守唐仲友是他的屬下。這個唐仲友年少才高，又很看不起理學，朱熹上任後，就決定要整唐仲友。他有一次下去考察，就臨時才通知，使唐仲友接駕遲到，這就坐實了他對長官不敬的罪名，於是朱熹遂把唐仲友的太守職位拿掉。
台州有個能詩能文的名妓嚴蕊，很受唐仲友喜愛，有應酬時都會叫嚴蕊服務，朱熹就準備在嚴蕊身上做文章，他遂把嚴蕊抓來拷打，希望嚴蕊指出她和唐仲友有染的口供，那麼朱熹就能夠用私生活不檢的罪名去辦唐仲友。唐仲友喜歡嚴蕊的有才，應酬時會點名做陪，但除此之外，兩人並無其他關係，因此嚴蕊被抓去刑求，她就是不肯招供與唐仲友有染。
有人勸嚴蕊招了吧，反正妓女和太守有染，有罪的是太守，妓女是輕罪。但她是個風塵中的俠義女子，當她知道朱熹只是要利用她的招供來羅織唐仲友，這是整人害人的事，她絕對不做，打死也不招。最後由於朱熹整人拿不出最關鍵的口供，此案拖了好多個月，辦不下去，只得不了了之，只是名女妓嚴蕊被抓去刑求，平白受了很多苦楚。《二刻拍案驚奇》暗諷，朱熹一天到晚講道學談大道理，他其實是個假道學，還不如一個娼妓！
由朱熹這個假道學真整人的故事，我遂回頭去查《宋史》，發現到朱熹惡整唐仲友這件事是真的。朱熹的這兩則故事提醒了我們，一個自我標榜有道德的人，其實是會做出非常反道德的事。他們會打著道德的招牌，濫用權力，以到處亂牽拖的方式得到所謂的證據來害人整人。
中國古代特務整人，有一種手法叫做“瓜蔓抄”，那就是一個案子到處亂牽，像瓜的藤蔓一樣，然後即可順藤摸瓜。朱熹辦唐仲友案，從妓女嚴蕊這個藤，要牽到唐仲友這個瓜，在知道朱熹原來是用這種方式在辦案時，我對假冒聖人、標榜道德的政客，從此以後就失去了信心。
因為，標榜道德，以道德害人整人的人，由於自認有道德，所以害起人來格外心狠手辣，他們標榜的道德已走到了反道德的方向。朱熹的先入為主，以及故意的整人，“聖人”和“酷吏”，其實是同樣的一張臉孔。
最近讀到了朱熹惡整唐仲友的故事，見識到用道德整人的可怕。自然而然我就想到馬英九的惡整王金平。
我發現這兩案原來如此的相似：
一、朱熹自認道德高尚，企圖用道德整唐仲友，和馬英九自認道德高尚，要整王金平完全相同。他們都把自己的偏見合理化，成了自認的有理整人，他們都成了“暴君”和“酷吏”。
二、他們在手段上，都是“瓜蔓抄”的手法。從最容易的刑求取得口供，和監聽取得可疑的證據，然後順著這個藤摸瓜，往唐仲友和王金平身上拚命羅織，這種行為其實已是一種“誣陷”，在現代社會它其實已構成了犯罪的要件。
三、朱熹自認聰明，但想不到他所編的劇本出了一個有俠義精神的名妓嚴蕊，她拒不招供，朱熹的道德戲遂唱不下去；馬英九也沒想到台灣好歹是個有法治、有公論的社會，所以他的戲也唱不下去。
四、朱熹的惡整唐仲友整不下去時就應抽手，而他不抽手，最後歹戲拖棚，拖成了朱熹的千古惡名；馬的整人不成，仍在歹戲拖棚，愈來愈多的真相將會陸續出現，後果難料。
古今兩起用道德整人的惡例，顯示出由北宋到民國，華人其實毫無進步！
■作者：南方朔‧台灣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