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邵逸夫……
如果沒有邵逸夫，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中，全球華人社會就沒有那些光影交匯的華麗，沒有那些熠熠星光，沒有那些動人的故事，沒有那些讓人心折的軟實力，可以在冷戰的泛政治化年代，滋潤多少乾枯的心靈。
在5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間，正是冷戰的高潮，全球華人社會被國共兩黨所割裂。中國大陸在反右、文革的狂飆中，文藝都被意識形態的枷鎖操控。一部電影拍得好不好，不是看票房，而是看是否政治正確。孫渝的《武訓傳》被痛批，姚克的《清宮秘史》被作為批判劉少奇的工具。不僅“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江青在文革期間，曾經批判上百部電影。“偉大的”政治領袖的權力焦慮，成為電影工作者的憂慮，也成為中國電影的災難。
在台灣，電影的背後也隱藏著政治的影子，權力當局強調要歌頌光明，消滅黑暗，推出“健康寫實”的電影，李行的《養鴨人家》、李嘉的《我女若蘭》都是典型例子。
但只有在邵氏電影中，在香港的自由的環境中，那些失去了“自由”的中國，那些失去了“傳統”的中國，才會瀟灑地出現。邵氏所拍的1000多部電影中，不少都充滿對中華文化的嚮往與眷戀。從凌波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到林黛的《江山美人》，從鄭佩佩的《大醉俠》到王羽的《獨臂刀》，每一寸的膠片中，滲透著中華文化的元素。也許那些苛刻的影評說它們太俗艷了，太沒有藝術價值了，但邵氏電影不是拍給威尼斯影展的曲高和寡的作品，而是拍給大多數人享受的通俗娛樂。在聲光掩映中，邵氏電影讓香港、台灣和東南亞華人，在與神州大地隔絕的冷戰年代，沒有失去與長城、黃河、長江的聯繫，沒有失去與中華文化的聯繫，沒有出現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如果沒有邵逸夫，台灣不會出現黃梅調的熱潮，不會因為《梁山伯與祝英台》而流淚。如果沒有邵逸夫，我們不會看到李翰祥、岳楓、胡金銓、張徹等導演的作品，也不會看到李麗華、林黛、趙雷、陳厚、樂蒂等迷人的身影。
如果沒有邵逸夫，就不會出現TVB的演員訓練班，不會出現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等天皇巨星。
但也是冷戰年代的香港，造就了邵逸夫。如果他今天才來到香港，說不標準的廣東話，擁有那麼多文化資源，他一定會被香港那些網絡憤青毒罵為“蝗蟲”，被那些高舉“反對大陸化”標語的民粹議員攻擊，說他拍的逾千部電影大部份是說“國語”而不是廣東話，違反了“香港優先”、“香港第一”。他對中華文化的痴迷會被懷疑是“賣港”，是“別有用心的大陸人”。
但邵逸夫只會溫和地微笑，他知道錢穆強調對中國歷史要有一種“溫情”的態度，超越地域限制。他在戲里戲外的歲月，比很多的香港人更香港，比很多的中國人更中國。他知道香港的文化與政治發展，最終會與中國的巨大變革密切互動。在冷戰年代如此，在今天的香港也是如此。
■作者：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