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正衝擊著香港經濟。雖然很多人都評論過這問題，但我們的政府和企業對此並未理會。如果我們要保住辛苦掙來的財富，以及繼續發揮香港作為亞洲的“國際都會”的關鍵作用，人口老化的情況必須儘快得到改變。

危機非香港獨有。與我們競爭成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對手，如新加坡和東京，都面對類似問題。歐洲所有主要經濟體以及大部份東亞地區的年輕人口都在漸漸減少，而如我般滿頭銀髮的老人則迅速增加。這趨勢帶來的結果不僅是要以愈來愈少的勞動力來支撐日漸增多的老弱人口，還意味著許多公司將不能招聘到有技能的員工來支持業務競爭及增長的需要。

讓我們先看看那些可怕的數據和它們的影響，再考慮政府和企業需要做些甚麼——我不會在這兒建議新加坡的瘋狂構思，如以“愛之船”郵輪（"Love Boat"cruises）鼓勵年輕新加坡人提早結婚及生更多孩子。

經濟增長
前景或會暫緩

1980年，香港有129萬14歲以下小童，約佔全港人口四分之一。今日，數字已下降至82萬，只佔人口的12%。同一時期，我們這些65歲以上滿頭銀髮的老人則上升3倍，由32萬增至91萬，隨著數百萬在1950年代逃避大陸戰亂災荒的人口將步向60歲，老年人口將在未來數年向上飛升。2040年，香港將有260萬人是65歲以上，佔總人口三分之一，年齡中位數亦會從現時的42歲上升到2040年的51歲。那時候，全球只有日本擁有更老齡化的社會，日本的年齡中位數是54歲。

以東亞地區整體來看，14歲以下的孩子從1980年的4億下降到今日的3億，聯合國預計到了2040年會再下降至2.5億。其間，老年人口則由1980年的少於6000萬上升到今日的2.1億，2040年更會達3.7億。1980年，兒童佔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在2040年比例將不到15%，65歲以上人口將上升6倍。

這種人口變動的影響當然是巨大的。納稅人數目可能大幅下降，政府開支會因應醫療及老人服務需求而不斷上升，但最糟糕的是，經濟增長前景可能會暫緩，因為我們既沒有人力也沒有技能去扮演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角色，為亞太地區數以千計新公司提供專業的總部和金融服務。

“老”字只可用於
接近80歲的人

過去50年，我們能有效地應付這些快速增長的需求，是因為數百萬計的人移居香港，從早年有數百萬為了逃避大陸戰亂和災荒的移民，至近年從加拿大澳洲等地回流的人才，但未來，來自回流人士的援手卻未必可持續。我們在亞洲的主要競爭對手——主要是新加坡和東京——將極力爭奪這個人才庫，而我們一直認為可利用來自內地人才的假設可能很快又不再適用。中國本身亦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加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數目正在下跌，而其自身的快速經濟發展就如香港那樣急需大量人才。

那麼，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企業，就這問題做了些甚麼回應呢？總之，就是做得不夠。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政府才剛開始考慮到這個問題並成立安老事務委員會，鼓勵我們開始儲蓄退休金（儘管強積金並不足夠）及加強提供老人保健。政府還在本週宣佈建立一個易於使用的eElderly網站──儘管我為每次瀏覽網站的老人服務時都被提醒自己已是老古董而深感氣憤。但甚麼是“老”呢？野村最近的一項研究認為：如果“老”一詞是意指某程度的健康或殘疾，那麼，被認為是“老”的年齡將會愈推愈遲了……在1950年65歲已可說是“老”了，而今時今日，在人類基本壽命年增3月的基準中，“老”這個字只可用於接近80歲的人了。

政府須考慮儘快從5方面入手

政府必須考慮儘快從以下5個方面入手：

首先，是詳細的技能配對，使我們得知甚麼技能是我們需要的，最缺乏的又是哪些技能；

第二，是承諾投放更多資源於培訓所缺乏的技能；

第三，政府必須加強與工商界合作，推遲退休年齡，善用我們的“銀色頭髮”勞動力。

第四，支持外判工作，若我們社會的人力資源已經用盡的話；

最後，在培訓和外判都未能滿足需求的範疇，必須發展高效率和透明的程序使企業可“引進”員工在出現瓶頸的領域工作。

首兩項應是無可爭議的，更是當務之急，其餘的則較具挑戰性和爭議，但也不能逃避。第3項對企業本身已是一個挑戰，這是因為我們的政府（跟區內其他政府不同）並沒有對退休訂下明確規定。這成為部份公司“年齡歧視”的原因，這些公司不鼓勵招聘50及60餘歲人士或留任他們，政府必須處理這問題。

最具爭議的自然是“引進”員工政策，很多人總是將它看成令人敏感的移民議題，很多工會人士亦視之為對本土工人帶來直接威脅。

不管有甚麼爭議，這些工作都是不能逃避的。香港經濟增長的前景及在未來能否繼續扮演亞洲國際都會的角色，都取決於能否成功處理這些問題。人口老化就像海嘯那樣快速地向我們衝過來，已不容任何不採取行動的藉口。（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