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年婦女帶著幾歲的小女兒，從中國北方移民到香港，言語不通，住的是板間房，工作是酒樓的清潔工，工傷後不能上班，隨之失去工作。

為了2母女的生計，這位堅強的單親媽媽白天在家包水餃，晚上推著木頭車，在灣仔碼頭帶著小女兒當熟食小販，邊煮邊賣。2母女待客誠懇，為人善良，水餃皮薄餡靚味道好。勤工省吃儉用，蠅頭小利積累下來，從街頭小販成為小商店的老闆，再發展成為大企業家。這位山東婦女是臧健和，人稱臧姑娘，今天，大家在香港和大陸的超市，買到以“灣仔碼頭”為標誌的急凍水餃，就是她的企業化產品，據知，臧姑娘的產品今天還在大陸市場佔了最大份額。

這是香港的成功故事，是香港人隨著全社會向上爬升，階層流動性高的典型例子，是不少香港人的奮鬥榜樣，也是希望的寄託。希望是奮鬥的原動力。

臧姑娘在灣仔碼頭帶著工傷推著木頭車賣水餃，是1978年，31年前。

31年來滄海桑田，今天香港的社會階層流動性有沒有變化，我們要實事求是的檢討。過去的高流動性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造就的，歷史沒有重複的必然，看今天和將來的流動性，要分析考究，不能光憑過去的經驗。

工作收入的提昇
最能體現階層向上流動

是甚麼體現階層流動性？我們不妨探討一下。

首先，我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基層子弟增多，只是為基層的向上流動提供其中一個條件，不能作為階層流動的成效，道理很簡單，也符合今天香港的實際情況：有了高學歷不等於有好的就業和升遷機會。如果公屋住戶的子弟，唸完大學，自己仍要申請公屋，我們社會的階層流動性就很有問題。

我認為收入的提昇，能比較實際的體現階層的向上流動。大部份人的收入，以工作收入為主，因此工作收入的變化是關鍵。

1996至2006年，香港的人均GDP增長34%，但中間收入階層的工作收入不變，最低30%的人的工作收入更是下跌，中低工薪階層的資產不多，因此投資收入也極小，這些數據清楚說明經濟發展的向下滴漏效應沒有出現，並沒有拉動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向上轉移。

社會上今天5、60歲的一群人，主導了香港的政經命脈，也主導了香港在傳統言論平台上的輿論和思潮。在這些主流當中，不少人認為香港的貧窮問題不成問題，因為香港的向上流動性強：“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也有人掩耳盜鈴，私下說：“這個問題碰不得。”

我認為這一群人代表的，僅是一代人的經歷，這一代人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向上流動的成果，並不等於今天香港的基層也有同樣機會。

今天社會上出身寒微的知名和成功的政商學界人士，生於4、50年代，從開始工作的70年代直至香港回歸的30年，香港走過的極不尋常的道路，為這一代人提供了極好的機遇。

這30年的難得機遇，由3部份組成，1是高速的經濟發展；2是97問題；3是香港政商學界的本地化。

30年前，香港經濟起飛，發展急速。在1977至1997年的20年，香港的實質（下同）GDP增長了261%（人均155%）。1998年後的10年，也增長了58%。高增長帶動工資增長，加上資產價格膨脹，整個經濟一片繁榮，機會處處，向上流動也自然相對容易。在行業發展方面，70年代末開放金融業，80年代初製造業大舉北上擴充，90年代初專業服務界在大陸推進，也為青年才俊提供罕有的爬升階梯。

移民潮是另一個因素。由1982年起至1997年的15年過渡期間，尤其是1989年後的幾年，香港出現大規模的向外移民潮，移民外國的，大多是香港各行各業的精英。年輕力壯，事業處於高度發展期，移民到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的大不乏人。移民潮出現在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年頭，為下面的幾層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晉升和事業發展機會。

當年對香港前途有信心，留港發展的人；當年沒有信心，拿了居英權，或者有其他“保險”的人；以至既沒有信心，也沒有“保險”，留在香港“博一鋪”的人，在這15年乘了幾趟“白金直升機”，今天在香港的高薪厚祿資產升值，是在97問題上冒了高風險取得的高回報，這種向上的高速流動並不是慣常的流動，也不是香港的社會制度或公共政策有意識的產物。

1997年前的20年，香港同時出現了大規模的本地化。政府的高職厚津，由英國人和其他西方人轉到本地華人手上，這種變化十分明顯。在商界、專業界和教育界，本地化的情況也極為普遍。過去的銀行大班、專業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以至外資企業的總裁，全是外國人天下。今天在媒體經常和大家見面的本地專業和企業者精英，全部是本地化的第一代。本地化的受惠者，不僅是各界的頭面人物，整個華人梯隊扶搖直上的例子，比比皆是。本地化的受惠者，不僅取得過去遙不可及的高職，同時按同工同酬的原則，取得外國人的高薪和豐厚津貼。華人高管享有外國人的房屋津貼、旅遊津貼、甚至子女教育津貼的，是常規而不是例外。

有志氣者處處碰壁
志氣就變成怨氣

30年前，不少人儲了第一桶金，就會開始想自立門戶，不少還是夫妻檔，搞點小生意，開家工廠、貿易公司、賣時裝、化妝品，以至開花店，這是香港人從工薪階層晉身為小老闆、再成為企業家的旺盛爬升期。今天，各種各樣的經營成本上漲，尤其是為符合政府法規條例的成本不菲，從衛生條例、建築條例、消防條例等，要求都比從前高，而且自從有了肅貪倡廉和輿論監督的社會意識，政府人員依法辦事，嚴格執行。這些新要求都是好事，而且值得肯定，但我們也要認識到：今天創業的成本比前更大，門檻比前更高。還有，不少行業，例如快餐，基本上被大集團壟斷，從小老闆做起的空間愈來愈小。

教育程度雖然提昇，但收入增長追不上經濟增長，中層以至中上層的生活質素，尤其是在住屋方面，更沒有向上移動，這種情況甚為普遍。40年前，我父親作為退休警員，拿了一筆一萬元多一點的退休金，可以在西環買半套實用面積450呎的新建住宅。40年來，為了高薪養廉，警員的薪水作了大幅調升，警員的質素和教育水平，也大幅提高，但今天退休警員的退休金買不起半層“環頭環尾”的新樓，不少警員在退休前要申請入住出租公屋。

“獅子山下”的精神，我們要標榜，要提倡：香港人都要努力奮鬥，但這精神不應誇大，不能只講人的主觀意志，不講客觀條件，不能犯大陸30多年前的毛病。社會要因時制宜，創造條件，我們不能生活在回憶裡，流動性高低都並非必然，當社會上有志氣的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處處碰上玻璃頂玻璃壁，志氣就變成怨氣。遇著“上了岸”的人還在條件反射式的談“社會流動性高”，階層矛盾就更為尖銳。

香港的中下階層收入比大家想像中低，向上移動是對前景的唯一希望，是關乎一大群人的重要課題。我們要客觀的認識這個問題，正如我們要排除錯覺，客觀的認識貧窮問題和住屋問題一樣。解決問題的辦法多種多樣，不過，如果我們沒有正視問題的心，就沒有尋求解決辦法的起點，一切努力必將付諸流水。（明報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