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跟隨父母回到不曾踏足的祖國，這對羅姆籍姐妹心中充滿疑惑，走在路上，面對的是未知的未來。這裡是祖國，但她們歡樂的童年卻在德國。大人的哀愁和大半生逃來逃去的生涯，她們不懂。歐洲多個國家，還有聯合國，開始留意這些羅姆孩童的情況，並呼吁一些國家停止驅逐這些活在國際邊緣的孩子。

這種情況，或許是歷史留下的缺憾，若沒有人留意，它可以是過眼雲煙，但它足以毀了一代孩童的未來。當年，從科索沃逃到德國的人，如今又被驅逐回祖國。當年離去時是夫妻，如今回來已拖兒帶女，把小孩帶到一個她們完全陌生的祖國，也開始了如夢魘般的生活。

13歲的布谷麗潔波麗莎（Bukurije Berisha）用一口流利的德語，邊指著那殘舊不堪的高牆邊說：“我覺得我好像在監獄裡，我不曾踏出院子。”

“我真希望我可以醒過來，然後發現這只是一場噩夢。”

這對姐妹是她們的父母於1993年在德國避難後出生的。當年她們的父母親無奈放棄祖國科索沃（Kosovo），主要是為了逃離蠻橫殘忍的塞爾維亞（Serbia）鐵腕人物──索羅波丹．米洛瑟夫（Slobodan Milosevic）的制裁。

生於德國、長於德國的她們不懂科索沃的主要語言──阿爾巴尼亞語（Albanian），也只會少許父母的母語──羅姆語。去年12月，她們與其他5位兄弟姐妹被驅逐回科索沃，居住在佩茨（Pec）鎮邊緣，由一條污穢又彎曲的小路領入那殘舊破屋裡。

科索沃戰爭的11年後，通過一項雙邊協議，這個家庭與其他1萬4000名科索沃人（當中大約有1萬人是羅姆人）就這樣被德國送回科索沃了。其中受苦最深的就是如布谷麗潔及嵐塔麗潔姐妹的孩子們。

關於這點，專家們也都發出警告。歐洲人權委員會的專員湯姆斯漢莫鮑（Thomas Hammarberg）力勸成員國停止採取這樣的舉動，因為這將使本來已被排除在外的羅姆人的情況惡化。很多羅姆人活在社會邊緣，他們就像沒有國家的人，身上沒有任何證件，連基本的人權都失去了。

漢莫鮑在聲明中說︰“西歐國家應該停止強行送羅姆人回科索沃。”

人權組織也發出警報，認為針對這些被稱為歐洲最痛恨的少數民族，新一輪的歧視已經展開。

在法國，政府嚴禁羅姆人建立非法營地進而驅趕他們，這已引起爭論。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說，這麼做是因為其中一些羅姆人對當地社會已經構成安全威脅。

其實羅姆人是散佈在東歐各地的一個民族。法國的羅姆人據說來自於2007年加入歐盟的羅姆尼亞（Romania）及保加利亞（Bulgaria）。

歐洲司法和人權的專員維維安樂町（Viviane Reding）於4月就發出警告：“羅姆人的情況一年比一年惡化，這是難以接受的。”

7月，聯合國兒童基金發現遭德國驅逐回科索沃的羅姆人大約有一半是孩童，其中多數是在德國出生長大的。

漢莫鮑在聯合國兒童基金報告裡的前言這麼寫到：“將他們強行遣返，受影響最深的就是那些孩子們。在科索沃，他們必須面對一個全新的現實社會。他們會有失落感及疏離感。”

波麗莎一家人在科索沃的家早已於1999年的流血戰爭中被燒毀。2008年，雖然遭到賽爾維亞的強烈反對，科索沃還是宣佈了獨立。家園毀了，波麗莎一家人也只能寄住在一個沒有自來水供應的親戚家裡。兩姐妹也不再到學校去。她們不只面對語言的困難，也對自己的身份感到難堪，感覺好像被拋棄了。再說，身上的服裝也和當地人不搭配。

嵐塔麗說：“學校的同學譏笑我們。”

她們渴望返回德國的家園，也立誓長大後一定會這麼做。

“我懷念我的朋友
我認爲我是德國人”

淚流滿腮的14歲女孩嵐塔麗想起了她在德國西部阿恩斯貝格（Arnsberg）的家，說：“我在德國出生，我一直都認為我是德國人。”

“我懷念我的學校，我也懷念和朋友們一起在市鎮逛街的時光。”

著名的羅姆記者與分析員庫茲天．琶查古（Kujtim Pacaku）說，要羅姆孩童們遭受文化震盪後再融入新的社會環境，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

庫茲天．琶查古說：“要達成目標，他們必須忘掉過去所有的生活點滴，從零開始。”

其實德國幾年前就開始對遣返難民這回事施壓力了，雖然科索沃的社會福利部長尼那德．拉希（Nenad Rasic）承認沒有足夠的資源承擔所有遣送回來的難民，也沒有能力幫助他們融入當地社會。

科索沃是歐洲其中一個最貧窮的國家。官方數據顯示將近100萬的人口失業，生活在貧困中。評論家指控科索沃無法為國民保證基本的人權如足夠的住屋、保健設施及教育，何況是被驅回的羅姆人。

國會議員達尼斯．阿德米（Danish Ademi）說：“科索沃首先需要製造一個可以讓他們融入新社會的環境。”他本身也反對讓這些羅姆人回國。

“否則為了讓家人得以三餐溫飽，這些人一下飛機就會開始行乞或偷竊。”

有特殊孩童的家庭也無法從這次的驅逐行動中豁免。住在德國16年的米非達里（Miftari）一家有9個成員，其中7歲和11歲的兒子深度耳聾，他們也全都被驅趕回科索沃。

孩子的父親山西．米非達里（Shemsi Miftari）難過地說︰“在德國的時候，情況是理想的。他們在特殊學校求學，每天都有校車載送。在這裡，他們被逼撿破銅爛鐵過日子。”

目洛里（Mulolli）的家庭也面對同樣問題，2歲的女兒患有先天性失調的疾病，她會在睡覺時忘記呼吸，但是家人卻無法拿出有關的醫藥證明。他們說，每一個家庭只允許攜帶一個袋子，時間也是非常倉促的，所以他們根本沒時間整理有關醫藥報告。

父親非羅里米（Florim）說：“女兒瑟麗娜（Selina）的狀況需要一種特殊又昂貴的儀器附在胸口，如果她忘記呼吸，這儀器就會即刻發出警報。”

“這儀器需要用到很昂貴的二極管，我們沒有能力購買，再說這裡根本也買不到。”

他抱著坐在他腿上的活潑金髮女孩，苦澀地說：“德國判我女兒死刑，但我們絕對不會讓她就這樣死去。”

非羅里米14歲的兒子拉曼（Rrahman），如同波麗莎家庭的女兒，感到自己在科索沃就像難民般，他通過面子書不斷地和他在德國的朋友聯繫。

他說︰“當德國警察來到我們的組屋要帶我們去機場時說，是要帶我們回家。”

“我告訴他們，我的家在這裡。”（原文：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