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本地畫家陳幹逸坦承：“如果我年輕20歲，還有很好的體力和率性的勇氣，肯定會加入塗鴉行列！”掩不住興奮，彷彿真要摩拳擦掌，備好傢伙“夜半塗鴉”！在他眼中，認真的塗鴉“實在是很棒！”小時候的他絕對少不了塗鴉的經驗，家中長輩自是又打又罵，但就是想畫東西，於是就畫在課本、廢紙及所有可以“偷偷摸摸”、“不容易被大人發現”的材料。

“塗鴉其實是人類的本能，原始時代就有塗鴉了，沒有紙筆的時代，山洞牆壁就是最大的塗鴉牆。本能無法抹殺，只是人們設定了許多道德規範，從小克制、壓制這些本能。小孩慢慢成長，對牆壁塗鴉就越來越遲疑，尤其我們的社會，還是偏向教條式的教育。”

陳幹逸允許孩子在家塗鴉，反正牆壁塗滿後，重新粉刷即可，不會兇神惡煞打罵孩子，不過女兒並沒有“善用”這項“特許”。塗鴉卻在她後來的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有一年，寶貝女兒遠赴澳洲求學，每次回去宿舍的路，轉角處必經一道塗鴉牆，久而久之成了辨識周圍道路的地標，哪一天沒有經過這道牆壁，沒有看到那些塗鴉，她就知道自己走錯路了。塗鴉就是這樣出人意表，毫無預警地突然出現或變身，帶來讓人意想不到的驚喜效果。

表達心聲的方式

陳幹逸認為，塗鴉是民間表達心聲的方式之一，不只是紐約、柏林、倫敦及哥本哈根這些歐美大城市，台灣、香港、墨爾本的城市地區，都有創意十足又引人矚目的塗鴉藝術，就連中國也掀起塗鴉熱，年輕群體以不同形式的塗鴉，展現自己的生活態度，表達想要宣告的意念和想法。

“當然，站在商家角度，不會認同塗鴉，因為他們乾淨的牆壁被‘塗污’了，但相比之下，塗鴉總比被大耳窿張貼一大堆宣傳紙來得好吧？”必須強調，他所認同的是認真的、創作性的塗鴉，不是粗言穢語、不堪入目的塗鴉，那是破壞，不是美感，更玷污了所謂的藝術。

很多人都有共同的經驗，一些旅遊景區比如萬里長城的城牆，幾乎是‘體無完膚’，許多遊客總愛留下自己的大名，留下“到此一遊”的痕跡。這種“破壞性”的塗鴉，藝術家比任何人都唾棄！

再從美術心理學探討：“塗鴉是發泄，也是創作，就像一個孩子，看到一面乾淨空白的牆，就會想要畫些東西，即使現在的小孩有很多玩意兒，但還是不滿足，想要發泄。若是有藝術天份的孩子，剛好又有一面‘空白’的牆，對他們其實是挑戰和考驗，不是每個塗鴉者都能塗鴉塗出一幅畫。”

有默契地集體創作

塗鴉塗出名氣的，西方國家很普遍，在天橋底、火車站、地鐵站等公共地方的牆壁，都有許多“大作”。許多可能是素未謀面的塗鴉者，卻又很有默契地集體創作，只要有人開始第一幅塗鴉，接著就會蔓延下去，沿著長長的廊壁畫下去，一些塗鴉牆甚至是地下鐵的車廂，看的人覺得壯觀，塗鴉者更覺得過癮。

“吉隆坡其實有這樣的格局，畢竟不是很多人會去畫廊看藝術展，但若是有一面牆，有一幅塗鴉，每個人經過都會看到，甚至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風景，比如中央藝術坊輕快鐵轉站及大鐘樓附近就有不少創意十足、引人矚目的塗鴉。

“認真去看塗鴉，他們其實有自己的一套方式。他們不是主流藝術，但還是可以走進藝術的殿堂，也可以賣到各處，複製在各種物品上，一些西方塗鴉者亦從地下走到地上。”

陳幹逸認為，也許是叛逆，也許是“犯罪因子作祟”，也許是發表欲強。塗鴉者肯定是對藝術有興趣且有創作才華的人，而且很直接，不會賣弄抽象，不會隱晦遮掩，色彩明艷，個性張揚。塗鴉內容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人性的，也可以是沒有任何復雜的意義，純粹個人的。

“他們要畫在牆壁，肯定有他們的目的，他們要畫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

“若是特別畫的，指定題材的，那已不是塗鴉，沒有了自由、隨性、個人的味道。塗鴉者大多是在晚上偷偷摸摸，自己一個人或成群結隊去塗鴉，帶著犯罪的刺激感，才覺得過癮。對他們而言，那樣做能挑戰警方，表現自我，即使被逮著，也不是甚麼大罪。”

爭議在於空間和內容

隆雪華堂總執行長兼文史工作者陳亞才小時候住在園丘區，木屋窗口就是他的塗鴉板，幾乎每一扇窗都有他的傑作——雞、鴨、鳥、花、草……父母非但沒有責罵，反而覺得他畫得還不錯，為木窗增添“裝飾”。

如今身為他人長輩，看到親戚的小孩，尤其2至4歲的孩子，也是一拿到筆就畫，即使是百科全書也不放過。

“他們沒有包袱，不會辨別甚麼可以塗甚麼不能塗，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其中的不同、價值和重要性。對於他們來說，不管是牆壁還是書或是畫紙，都沒差別，也不在意在哪裡塗鴉，只是想要畫東西，大人也許看不懂，但他們很享受，很有成就感。”

“大人與孩子之間的矛盾在於，孩子都喜歡塗鴉，但很少父母會同意或覺得那是孩子的權力和本能。”

他說，父母其實可以適當引導孩子在“適當”的地方塗鴉，小時塗鴉是否會演變成藝術才能或是破壞行為，在於是否有適當的媒介讓他們去發揮，正確認知塗鴉。因為塗鴉爭議就在於空間和內容問題。

成人塗鴉也不一定是麻煩的，若能適當規劃某個地區，不鼓勵他們在巴士和公共建築發泄，也許可以形成特色。他以吉隆坡大鐘樓附近的一道塗鴉牆為例，那就是塗鴉藝術的展現，那不是一般塗鴉者能塗出來的“鉅作”。

“塗鴉”一詞，最早出現在唐朝的文獻記載，盧仝說其兒子亂寫亂畫的頑皮行為，而後流傳至今。

如今我們俗稱的塗鴉“graffiti”，意大利文“graffita”，希臘文“graphein”，指的都是以圖文方式，不刻意地描繪，扼要地表明作者想要傳達的思想，最初是文多圖少，後來則演變成圖像符號壓倒文字，成為主導。

半個世紀以來，塗鴉以弔詭的高姿態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而牆壁也不再是唯一的介質，車上、天橋、柱子、火車站等不同表明，都是塗鴉者的途徑，甚至將塗鴉與時尚嘻哈元素結合，往多元化發展，成為街頭文化靜止的表現，惡搞得來又讓人發噱，大快人心，既有自己的符號，也有自己的術語。

從起初的憤怒抗議，演變到後來的街頭藝術，塗鴉不再是單純的反社會行為，但由始至終不變的是——它是最直接的內心聲音，總是色彩明艷、聲音鏗鏘、個性張揚，更被視為城市的年輕標誌，激情而躁動，不安而叛逆，讓人又愛又恨，無法忽略！

社會的情緒反應

陳亞才指出，人們往往習慣性地直接為塗鴉套上“破壞”、“搗亂”、“無聊”等負面標籤，很少用心思考和探究背後所蘊藏的含義和成因。

他認為，馬來西亞社會雖然普遍上排斥、抗拒及否定塗鴉，但嚴格說來，還是一個“塗鴉社會”，公共建築、廁所、巴士、店屋、柱子、車站、路牌……無處不塗鴉，而塗鴉也很直接地反映出社會多層次的內容，只是必須區分各種塗鴉的空間和內容，不能混為一談。

“廁所塗鴉通常都是不雅的、猥瑣的，與男女性器官及性事有關的塗鴉，一些還有性服務的聯絡宣傳，也有表達某人的愛意；旅遊景點的塗鴉最多是簽名，有者題詩作畫；面積較大的店屋，粗雅兼具，一些塗鴉完全是讓人眼前一亮的美術作品；其他地方如電箱、電話亭、天橋柱子等等，也有塗鴉。”

從社會層面來看塗鴉內容，雖不至於形成“社會現象”，卻是社會的情緒反應，比如對既定社會體系的反叛和抗議，而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塗鴉內容，展現不同的社會抗議，也許是種族或是經濟階層的抗議。

藝術不局限在藝廊

“社會設定了太多的規範，令人窒息，所以人們就會故意打破規範。旁人批評塗鴉者不守規矩，其實他們正好打破傳統規矩，不讓藝術局限在藝廊裡，而是在公共地方和區域呈現，讓藝術走入社會；當我們批評塗鴉不美，但他們恰好讓一堵牆面或是一幅作品變得更美，從反對者的角度逆向思考。”

“有趣的是，我們的想法和他們往往是對立的，我們認為醜的，他們認為美，我們認為牆壁應該乾淨，他們卻認為呆板、單調。”

美國在1960年代就很盛行塗鴉，白人與黑人社會階級懸殊強烈，塗鴉的出現，就是黑人抗議社會不公的表達方式，因為他們在白人為主導的社會裡，沒有正統管道表達意見，於是選擇了塗鴉方式，所以世界各國的塗鴉，總免不了抗議社會的色彩。

世界無處不塗鴉

從宏觀角度來看，全世界沒有一個是“塗鴉絕緣地”，不同塗鴉者的出發點不盡相同，有人是要抗議社會，對另外一些人來說，那是他們發揮才華和發表，甚至是想要爭取認同的方式，不一定是不知天高地厚或叛逆者才做的事。

“一般人看塗鴉者，往往直接定論為叛逆、壞蛋、搗蛋、中下階層的年輕人，但台灣近年開始研究塗鴉行為和塗鴉者的背景，發現一些塗鴉者有正規的藝術培訓，中資家庭出身，推翻了這樣的既定想法。”

陳亞才說，塗鴉始終是非主流藝術創作者，處於弱勢地位，即使一些國家接受塗鴉，卻是“規範化”塗鴉，設定一個公共藝術區、塗鴉專門區，打造成地方特色。

嚴格說來，所謂的“接受”，其實是不全然從負面角度排斥塗鴉者，而是從正面角度引導，讓他們從隱蔽到堂堂正正，從地下走到地上，讓塗鴉不會變成一種破壞。樂觀而言，是“皆大歡喜”的處理手法。

“如果放寬一些，這個社會也許會活躍一點，有宣泄管道，社會也比較健康。當然，有一些默契是很重要的共識，若去到哪裡塗到哪裡，那是公眾不願看到的。”

世事無絕對，人會轉變，社會也會改變。陳亞才認為，社會也曾經強烈批評奇裝異服的“文化”，但如今卻變成了時尚代言人。

同樣的，塗鴉經過20、30年的時間，雖然整體而言還是相當抗拒，那是因為尚未達到共識，要將塗鴉變成城市及地區特色，甚至是公共藝術。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有一天我們會接受這樣的方式。”

塗鴉罪或無罪？

新加坡對“塗鴉”的嚴刑峻法，讓人咋舌，西方輿論更以“殘忍”嚴厲譴責；無處不塗鴉的馬來西亞看似淡然處之，卻原來只是執法不嚴的錯覺。

今年5月16日深夜，瑞士男子奧利弗‧費克（Oliver Fricker，32歲）及英國男子戴恩‧亞歷山大‧勞埃德（Dane Alexander Lloye，29歲）在新加坡地鐵列車塗鴉，遭新加坡警方發出“全球通緝令”，並於6月杪被提控上庭。要保釋，交10萬！

按照新加坡法律，一旦塗鴉罪名成立，兩人可能被判有期徒刑3年或罰款不超過2000新元，外加鞭刑3至8下！

15年前，美國一位年輕人以利器在他人車子塗鴉，被判坐牢和鞭刑，結果引起美國社會的強烈反應，大部份人認為塗鴉雖然造成一些破壞，但不會對社會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和傷害，沒必要施予那麼重的懲罰。

在馬來西亞，國家法律中並沒直接闡明或特設“塗鴉”罪刑的條文，而是以“惡作劇”（Mischief）字眼詮釋，只要造成公共或私人產業損失逾25令吉，則足以構成“惡作劇”罪名，將被判監禁不超過3個月，或依據原告的損失裁定罰款數額，或是兩者兼施。

相比之下，塗鴉在馬來西亞法律上實在是芝麻綠豆，但若塗鴉內容涉及批評及誹謗政府和國家領袖，甚至是以粗穢內容觸及敏感課題，則會援引其他法律，比如煽動法令甚至是內安法令這些嚴重罪名！

大耳窿的街頭塗鴉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遏止塗鴉，但不表示完全沒轍，只能放任。在民主行動黨蕉賴區國會議員陳國偉看來，馬來西亞塗鴉問題嚴重，大部份建築物幾乎是“體無完膚”，關鍵在於執法不嚴。

“其實是能做到的，但一定要有政治意願，懂得靈活性處理，比如以‘廣告條例’對付那些隨處張貼宣傳紙的大耳窿，因為那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塗鴉。”

“一次、兩次、三次高調處理、嚴懲及重罰之後，你認為這些人會不會收斂？”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塗鴉逐漸被社會所接受，並冠以“藝術”及“文化”的形容，有者視為年輕人最“潮”的玩意兒。藝術家、心理學家、法律人士及普羅大眾，都有各自的一套解釋和看法。

陳國偉認為，馬來西亞社會很少人會視塗鴉為“藝術”，因為賞心悅目的塗鴉少之又少，不堪入目的倒比比皆是，無處不在，大部份塗鴉者都是缺乏公德心、極不負責任的人。

“如果這些所謂的‘藝術家’未經你許可就在你家牆壁塗鴉，對方可能認為牆壁太過乾淨而覺得枯燥沉悶，但請試著考究，這樣的'藝術'究竟是令人快樂還是生氣？”

有人說，一座沒有塗鴉的城市，就像枯燥乏味、沒有個性的人，一座猶如患上“潔癖症”的城市，就像了無生趣的病人。但陳國偉卻指出一個要點——不論是藝術還是破壞，塗鴉的本質，始終存有一種“自私”的心態。

“未經業主許可就把自己的想法加諸到別人身上，將自己的“才華”發揮到“淋漓盡致”，卻是自私的發泄！”

“看看共運會體育館，被塗得亂七八糟，賞心悅目的不見多少，令人惋惜痛心的倒特別多，這樣的塗鴉目的何在？”

塗鴉客Joe Tribe：我在美化環境

塗鴉客：Joe Tribe何錫佐
年齡：31歲
其他身份：設計師、DJ
自創品牌：tribe（http://www.joetribe.blogspot.com）

長年定居馬六甲的Joe，在塗鴉界小有名氣，或許本土華裔參與塗鴉活動的不多，堅持下來的更少，Joe大概是那些寥寥可數的塗鴉客中，少數可以自創品牌，也能自己開公司創作的。

平面設計出身的他，主力除了塗鴉，也擔任某家Club的形象顧問和設計工作。熱愛塗鴉的他，走過暗巷練習、閃躲警察的塗鴉路，對於公眾對塗鴉的爭議，他反問，如果塗鴉作品夠好，塗鴉客免費幫大家美化環境，又有何不可呢？

跟大部份塗鴉客一樣，在塗鴉文化大舉入侵之前，他先在網絡上認識了塗鴉文化。因為越看越有趣，自己也躍躍欲試，所以開始自學塗鴉。

“馬來西亞的塗鴉文化很晚才開始，大概2000年以後才比較有人關注。那時候要找工具也很難。”

當時他在馬來西亞藝術學院唸書，晚上閑來無事，就在學院附近的社區塗鴉。

“剛剛開始要找地方塗鴉很難。”他笑說，“你跟人家說要噴牆壁，大家第一個念頭就想，是不是大耳窿在亂噴，不太敢答應你。所以很多時候只好找地方偷偷練習，吉隆坡也有、馬六甲也有。”

他和朋友就在住宅區、公園、學校附近等練習塗鴉，“學院附近有一面牆，很多塗鴉客都會去噴，也沒有人理會。”

發現一些可以塗鴉的廢置牆面，他們都會好心重新粉刷，再噴上自己的作品，不過現在想起來，“以前的作品是蠻醜的，很好笑。”

Joe一開始的作品都以簽名（tagging）為主，到處留名，就像霸佔地盤一樣。“我的強項還是tagging，一開始比較單調，後來會做一些色彩上的變化。”

跟大部份塗鴉客一樣，他也有一段暗夜出沒經歷。

為了快速閃人，他一開始以雙色Throw-up（快速塗鴉技法之一）完成作品，“一噴完，就閃人，大概5分鐘就可以完成”，他和友人都選擇在無人的小巷或者半夜出沒，儘量不讓人發現行蹤，這樣的情況大概維持了幾年。

“有一次在馬六甲的小巷塗鴉，那時候剛剛出來塗鴉，很怕，遇到警察，他一喊喂，我們就搬了東西跑，不敢回頭看。後來停了幾個月才敢再出去塗鴉。”

練習久了，作品技法成熟了，也累積了一些經歷之後，他反而不躲不閃了。

他現今和夥伴在街頭塗鴉，還隨身攜帶自己的介紹和資歷，“遇到警察，就跟警察解釋，給他看你的作品介紹，說你是在美化環境，他們其實也懶得理會你。”

“我們是在美化環境”

提及大眾對塗鴉的態度和爭議，身為塗鴉客，他並不認同世俗觀點。

“很多人會誤解，為甚麼塗鴉客要破壞公物？其實我們只是把東西變好看。”

城市裡有許多公家單位棄之不管的建築，“我們就把骯髒的牆面重新粉刷，再噴上塗鴉，其實是美化環境。”

對於美化和破壞之間的界限，他定義為“可能有些作品沒有很成熟，大家會覺得是在破壞，後來作品成熟了，連警察走過，也只是停下來看一眼，甚麼也沒說，就走了。”

所以他現在不再半夜行事，也無須自己去找牆壁來噴，“因為很多商家都會主動找我們。”

對於自己生長的城市，他無法忍受醜陋的景觀，跟許多塗鴉客一樣，塗鴉也為了表達不滿。

“我跟夥伴很不滿，為甚麼我們的周圍被廣告包圍了？為甚麼塗鴉會被抓，難看的廣告不會？”

他無法忍受走在街上，都是亂七八糟的廣告，“大家隨意亂掛布條，破了、或掉在路邊也不管，還說馬六甲是遊客必到之地，這樣的景觀遊客看到會怎麼想呢？”

所以他強調，成熟的塗鴉作品不是破壞，“我們在美化一些政府不管的地方。我不喜歡美麗的城市空間被醜化。難道付錢就可以隨便放很醜的廣告，藝術家沒有付錢就不能美化環境嗎？”

他承認，塗鴉流派很多，“比如wild style（狂野派）那一派，他們不會暴露身份，很低調但喜歡破壞公物。”他笑，其實很難判定他們的行為對不對，“塗鴉本來就有它的叛逆精神，就是因為這種叛逆精神，新的世代看了才會想學，人類天生就有抗爭和叛逆的精神。”

雖然不反對也不說贊不贊同，但他補充：“將來我的小孩想這麼做的話，我只會跟他說，小心點。”看來這個老爸果然是個名副其實的塗鴉客。（馬來西亞南洋商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