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薩娜（Sana）來自約旦河西岸的希伯倫市（Hebron），13年前嫁給在耶路撒冷（Jerusalem）成長的丈夫莫哈末（Mohammed）時，她從沒想過這段婚姻會讓她誠惶誠恐、躲躲藏藏地過日子。

一切的一切，源自一紙居留證。

一開始時，他們倆各持有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兩地的居留證，來往沒什麼問題。薩娜可以在兩個城市之間自由穿梭，憑著臨時居留證，不定期地與身在東耶路撒冷的丈夫同住。

然而，2000年爆發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導致兩地往來限制逐漸收窄，直到2003年以色列停止向巴勒斯坦人發放耶路撒冷居留證後，小倆口就幾近無法聯絡。

沒有以色列的准證，薩娜就不能夠與丈夫和孩子同住；但若要莫哈末搬到約旦河西岸去，他就得冒著失去耶路撒冷居留權的風險，他很可能再也無法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不少巴勒斯坦人認為，要獲得准證，以從西岸遷到東邊的耶路撒冷，本來就不容易。當2003年的起義持續進行時，以色列更基於安全理由通過一項緊急措施，徹底終結所有“家庭團聚”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以色列也在西岸建造大規模的屏障，切斷了其他從佔領地通往耶路撒冷的通道，沒有准證要前往這座聖城是根本無法如願的。

2005年，薩娜的准證到期，她在耶路撒冷接到了離境的指令。

31歲的她向記者透露：“自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在耶路撒冷非法居留，陪伴丈夫和孩子。我先離開耶路撒冷一陣子，再悄悄地溜回來，開始過著藏身的日子，與擁有准證的丈夫和孩子一起。”

她說這樣的生活已成了夢魘，每天都處於極度恐懼的狀態。每拐一個彎，都有可能遇上安保人員，隨時都會被遣送回希伯倫，母子從此就會分隔兩地。

薩娜說：“我很少會離開家門，只有看醫生或是老師要見家長時才會出門。每當我接近警察和士兵會出現的地點時，我都感到非常害怕，我無時無刻都在擔心警員會進行突襲檢查，或是闖入家中逮捕我，把我放逐到其他的地方，從此無法和家人團聚。”

以色列阿拉伯裔權益組織創辦人查巴林（Hassan Jabareen）表示，越來越多人像薩娜那樣，處於進退維谷的窘境，而且自2003年以來情況逐漸惡化。

他解釋：“以色列通過了一項法令，指國民一旦娶了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或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將被禁止與家人一同生活。如今的情況則更加惡劣。”

這項緊急措施從未被撤銷，以色列內閣最近更在內政部長伊賽（Eli Yishai）的要求下，決定將法令的有效期延長6個月。法令對兩組人的影響尤甚，即與西岸或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結婚的以色列阿拉伯裔，以及與不具居留證配偶結婚的耶路撒冷居民。

2006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以色列人權組織發現以色列政府拒絕處理超過12萬份“家庭團聚”的申請。組織譴責以色列利用有關政策來阻止阿拉伯人口進一步增加，“以保留國家的猶太特性”。

這項政策實行後，薩娜錯失了與家人共度悲歡時光的機會，她無法探望罹患癌症的母親。她說：“母親因肝癌臥病在床，我卻因害怕無法再回來見孩子，而沒有回希伯倫探望她。只有等到母親去世時，我才回去見了她最後一面。”

她補充：“哥哥和弟弟都結婚了，我卻無法出席他們的婚禮。幾個月前，我父親住進醫院，我也同樣沒辦法去探望他。他上星期去世了，我也只有等到他逝世那天才能回去看他。”

她坐上計程車潛回耶路撒冷，走的是以色列軍警經常會巡守的小路。她坦承：“回程途中只有兩種感覺：一是為我父親的死感到悲傷難過，二是想到士兵可能朝我們開鎗而非常害怕。”

薩娜的遭遇，對現年33歲，出生在伯利恆（Bethlehem）的胡妲（Huda）而言，是感同身受的。她16年前與先生在耶路撒冷共結連理，開始時申請到一年的居留證，允許她在市內居留。

然而10年後，她的丈夫被以色列法庭定罪，指他參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組織“法塔赫”（Fatah）的活動，被判5年監刑。

她說：“他們停止再發准證給我，反而發出指令要將我驅逐出境。 ”自此，胡妲就一直在耶路撒冷非法居留。難得去伯利恆探望家人，回來後就得想辦法把自己“私運”進耶路撒冷。

“有一次，我和一群婦女在山區遇到巡警，對方強行逼我們折返伯利恆，當我們往回走時，他們卻在後頭嘲笑，還發出如趕羊般的喧囂聲。”

與薩娜一樣，胡妲被迫與西岸家鄉保持距離。她說：“除非家人患上重病或是去世，否則我們是不會回娘家的，因為路上要面對的風險實在太大了。”

“我家人和我才隔離不到20分鐘的車程，卻不能回去看望他們，這真的是個人間悲劇。我們可以說是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不管喜慶哀喪，我的兄弟姊妹們也都不會過來探望我們。”（原文：法新社）

英文版：The nightmare of love across the West Bank barr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