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當農夫樽川尚志（Hisashi Tarukawa）看到電視上的核電站爆炸新聞時，他說了一句話：“不！一切都完了！”

數天後，福島核電站的放射雲已迫使當局對區內某些農作物發出禁售令。而64歲的樽川尚志在這個地區種了一輩子的稻米和蔬菜。

翌日，3月24日，天未破曉之前，老農夫36歲的兒子和也（Kazuya）發現他在自家菜園裡的一棵樹上吊自盡。

悲痛欲絕的和也在須賀川市（Sukagawa）距離核電站60公里的農場回憶道：“我奔向父親時已太遲了。”

樽川沒有留下任何遺書給3名孩子和家人，不過他們也認為他不需要這麼做。和也相信父親的死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正如古代日本武士切腹一般。

樽川的家人說，他自從23年前參加廣島原爆追悼會後，就經常提及對輻射的恐懼。

和也聲言他將起訴核電站的負責單位──東京電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TEPCO），以補償其家人在財務和精神上的損失：“我絕不會讓我的父親白白犧牲！”

這是25年前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核事故後全球最嚴重的核災難。引發這場世紀大災難的是3月11日在太平洋沿岸奪走超過兩萬條性命的特大地震和海嘯。

東京電力公司反駁說，這場天災的規模是難以預見的。然而，評論卻認為電力公司罔顧專家對地震威脅所發出的警告，還不斷向公眾保證核能的安全性。

恐懼與憤怒蔓延整個日本，但比不上福島數以萬計流離失所的居民和一夜間失去生計的農民、漁民和旅館業者來得深。

樽川的遺孀光代（Mitsuyo）回憶道，丈夫在獲悉他的農棚及倉庫已被海嘯摧毀時，是多麼地震驚和無助。隨後，他的哀傷在核災難成為焦點後，瞬刻間轉化成莫大的恐懼。

這名61歲的婦人站在佛壇上的丈夫遺照前，以微微顫抖的聲音說：“我先生是個堅強的男人，卻被輻射給征服了。”

她說：“雖然我深感哀痛及懊悔，但如果他在天國得以安息，我就會接受這個事實。”

這起發生在樽川家庭的悲劇並非個別的案例。

日本政府指出，僅在6月，至少有16人因這場世紀災難帶來的絕望而走上末路，他們多數是五六十歲的中年人。

這個數據讓日本人對這個潛伏在日本社會已久的問題感到憂心。每一年有超過3萬名日本人自殺，比例之高僅次於一些前蘇聯國家。

專家顧慮的是這股始於3月11日的絕望潮將加劇國內的自殺率，因為那些被逼滯留在擁擠的疏散中心的無家可歸者的情緒，已被嚴重折損。

當地媒體報導，福島一名93歲殘障災民於6月自盡前，在她留給家人的一封遺書內寫道：“我只會拖累你們，就讓我遷往墳場吧！”

官方公佈的數據顯示，地震發生後半年，難民人數升至8萬7000人，包括那些住在核電站方圓20公里內的居民。

專家分析說，許多倖存者對本身能存活下來而其他人卻犧牲，或是自己無法拯救所愛的人的性命而感到內疚。這種複雜的情緒甚而可以轉變成慢性憂鬱症。

防範自殺團體Kumo No Ito主席佐藤久雄（Hisao Sato）指出：“其實並不是很多歷經如此一場大災難的人都會想要自殺，因為他們畢竟對自己能夠倖存而心懷感激。”

“可是當時日已久，人們就會有自殺傾向，因為他們必須單獨面對殘酷的現實。他們繼而失去動力，感覺疲乏和被遺棄。更甚的是，外來的支持有減無增。”

佐藤對自殺率可能大幅提昇感到憂心。他試著每個月探訪並開導釜石市（Kamaishi）海嘯倖存者，希望能減低當地的自殺率。

日本政府說他們正考慮提供精神醫療保健，給那些被孤立在臨時疏散中心的災民。然而，精神病專家警告說，單單這項計劃是行不通的，除非災民能獲得實際的財務支援和物質支持，提供他們就業機會並協助他們重建家園。

東京近郊的崎玉縣合作社醫院（Saitama Cooperative Hospital）精神病醫師兼副院長雪田真嗣（Shinji Yukita）也認同，精神上的支持並無法減低自殺率。

他說：“精神上的支持對那些已有財務基礎和醫療保健的人或許會有效。”

岩手縣（Iwate）防止自殺中心的藤原俊（Toshihiro Fujiwara）同意，片面的支持對這次大災難的災民並不足夠，他認為應當為災民提供全方位的援助。

59歲的生還者菅野（Tsukasa Kanno）說，他居住的釜石市傷亡情況相當嚴峻，共有超過1200人死亡或失踪。

他說：“雖然我已失去家園，但我對全家人都能獲救感到欣慰。問題是現在我們對未來感到徬徨無助。我覺得我已失去生存的動力，因為我看不到未來。”（原文：法新社）

英文版：Suicides stalk Japan disaster z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