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其實我可以選擇太陽,做太陽裡的那只金鹿;其實我可以選擇月亮,做月宮裡的那只玉兔;但,我選擇中國,選擇做中國土地上那棵努力成長的樹……”1950年出生在中國且最終選擇定居中國的薩拉.伊馬斯如是寫道。
伊馬斯的父親是猶太人,1939年由德國逃亡至中國上海,並在當地娶妻生子。
“我父母在上海的這段經歷肯定很不容易,但若不是流亡上海,我根本就不可能來到這個世上,”1939年10月出生在上海的索尼婭.米爾貝格說。
在漢諾威(Hanover)自由猶太團體文化中心的展板上,類似伊馬斯和米爾貝格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
由漢諾威孔子學院、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漢諾威中國中心和漢諾威自由猶太團體共同舉辦的“猶太難民與上海”展覽9月18日正式開展,吸引近200名觀眾前來參觀。整個展覽由“最後的希望”、“難民生活”、“虹口隔離區”、“重啟風帆”和“難忘歷史”5部份組成,用相關的歷史事件和當事人的親身經歷生動再現了猶太難民逃亡上海的心酸歷史。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納粹份子瘋狂迫害屠殺猶太人之際,中國上海向他們敞開了懷抱。1933年至1941年,先後有3萬多名猶太人逃到上海避難,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約2.5萬名難民把上海當作臨時家園。
1943年2月,日本人在虹口提籃橋建立了“無國籍難民限定居住區”,即虹口隔離區。在隔離區的艱苦生活中,約2萬名猶太難民與同樣處在水深火熱中的10萬中國老百姓同甘共苦,結下深厚友誼。
現年74歲的德國人梅希特希爾德.米勒看完展覽後感觸頗深。她說,雖然自己不是猶太人,但她的整個童年都充滿著“猶太人與上海”的故事。她回憶說,曾有一家猶太人住過她祖母的房子。祖母常說,那個猶太家庭的男主人是當地最好的鐘錶工人,“只要鐘錶出了問題,找他準沒錯”。
1938年,受納粹政府迫害,那名鐘錶工人帶著孩子逃亡上海。在米勒的童年裡,她經常聽祖母講起這家猶太人逃亡上海的故事。多年後,一個名叫羅爾夫的男子突然拜訪米勒的母親。而羅爾夫正是那個鐘錶工人的兒子。
儘管米勒從小就聽著猶太人去上海的故事長大,但實際上,德國社會知道這段歷史的人並不多。在二戰結束後的五六十年代,幾乎整個德國社會都對納粹的歷史諱莫如深,有關猶太人曾經逃亡上海的歷史更不會寫入歷史課本。當天不少參觀者表示,先前對這段歷史不是一無所知就是大概聽說過,但具體情況不詳。
漢諾威自由猶太團體文化中心主任英格麗德.維特貝格說,作為一名猶太人,她在看展覽前對這段歷史只是大致瞭解,先前從未聽父母細講過。維特貝格的祖父母均被德國納粹殺害,父母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僥倖逃過一劫。回憶起親人慘遭殺害的經歷,維特貝格感慨道:“當時要是也去上海就好了。”
“儘管中國人民在二戰期間自己也處於艱苦的經濟衛生條件中,他們卻從沒把怒火指向眾多來自納粹德國的猶太人。相反,他們盡全力幫助後者,”維特貝格說,“在這段艱苦歲月中,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這些猶太難民不可能倖存下來。”
“猶太難民與上海”展8月26日至9月7日曾在柏林展出,在漢諾威的展覽將持續至10月30日。維特貝格說,希望看到更多的人瞭解這段歷史。(新華社)
你知道嗎?
中國上海的猶太社群分別由三批於不同時代來華的猶太人組成。第一批踏足上海的猶太人是1840年代初從伊拉克巴格達和印度孟買而來的猶太商人。他們起初販買鴉片、茶葉和絲綢,後來把生意擴展至工業、財經和地產。其中,沙宣(Elias Sassoon)、哈同(Silas Hardoon)和嘉道理(Sir Elly Kardoorie)家族的業務最為龐大,為當代有名的上海大亨。 第二批來上海的是俄羅斯裔猶太人。他們為逃避俄國境內的反猶太人浪潮而來,大多數經西伯利亞到哈爾濱居住,再遷居至上海。到1939年,上海的俄裔猶太人口約有5000人,其中不乏工程師、律師、音樂家等專業人士。 首兩批來華的猶太人大多居住在外國租界,並不受中國政府管治。他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當地中國人好,既擁有自己的醫院、戲院和學校,還建有酒店、商業大廈、會堂和猶太會所,且有自己的報紙、雜誌和電台。當年上海股票市場的會員中,有四成是猶太人。 第三批來華的猶太人是於1933至41年前後從歐洲而來。當中於二戰前來的,絕大多數是飽學之士,帶備財產並可立即在上海發展。另一批則是在德國“水晶之夜”事件(Kristallnacht)後逃難而來。 二戰期間,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拒絕收容為逃離納粹迫害、尋求庇護的猶太人。上海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不需要猶太人任何經濟擔保、健康驗證或入境簽證而能登岸定居的城市,而且也沒有設立入境限額。當時上海原有的猶太人,為這些逃難的同胞提供了金錢和房屋,並設立了收容中心來照顧他們。在往後的數年中,這些難民憑著自己的學識和天賦開始經商,把原本所處的貧民區發展成繁盛的地區。 大戰時期,日軍佔領中國,對猶太社群採取寬容政策。1942年,稱為“華沙屠夫”的約瑟孟成嘉(Joseph Meisinger)代表納粹德國來到上海,要求日軍執行“終極解決”,消滅上海的猶太人。1943年,在納粹德國的壓力下,日軍把在大戰期間來上海的猶太人集中到虹口(Hongkew)居住。有別於在歐洲的隔離區,虹口隔離區守衛較寬鬆。但由於大戰期間物資短缺,在虹口的生活十分困苦,當地的中國社群十分同情猶太人的處境,給予了相當的援助。 大戰結束後,以色列復國,上海不少的猶太人選擇回歸以色列定居,有些則到北美或澳洲居住,少數重返歐洲;餘下的猶太人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亦陸續離開上海。(更多資訊:探索猶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