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2月5日，提及兒子阿里夫（Arif）於2008年5月在雅加達失蹤時，胡戴雅（Hudaiya）凝視著遠方。一天之後警方在一個巴士站發現一個紙箱，裡頭裝著被肢解的男童。但她是在幾週前才發現那些遺骸是她7歲兒子的。

她懷裡抱著一個兒子，輕聲地說道：“我感到非常震驚，並昏倒了好幾次。”

警方說阿里夫是被48歲的百都尼（Baeduni）肢解殺害的，他也被稱為“父親”（Babeh）。他已經承認自1995年起犯下了14宗強姦及謀殺案，而那些男童都是在雅加達街頭生活及工作的男童。

另一名被稱作“眼鏡哥哥”的男子也被指控強姦了超過15名街頭孩童。

這些殺害事件震驚了印尼社會，很多人感到疑惑，經過了10年的民主改革，而經濟也越變繁榮後，為何政府仍不能保護最脆弱的人民。

12歲的街頭藝人依拉‧奴里拉莎里（Ela Nurilasari）憶述，阿里夫是個善良的小男孩，如果她口渴卻沒有足夠的錢買飲料的話，阿里夫都會用一部份賺來的錢買飲料與她分享。

依拉告訴記者：“一些男人只接近小男孩。我記得阿里夫告訴過我，Babeh總是叫他一起洗澡。”

每個早晨，依拉都在雅加達東部一個靠近繁忙十字路口的窄小街道上行走。她把粉紅色的包包斜背在肩上，並把貼滿鮮艷色彩貼紙的四弦琴握在手上。

幾個小時在太陽底下行走之後，她的頭髮貼著前額，她微笑著說：“我可以彈奏兩首歌曲。”一天在9個小時內賺取2萬盧比（比2美元多一點）是非常足夠的。

在街頭工作了5年之後，依拉對身體上的騷擾及性騷擾已經不陌生了。

她說：“曾經，有兩名男子在一輛摩托車上，其中一個對我說：‘來跟著我，坐上我的摩托車吧！玩樂之後我會給你錢。’”

“其中一個男人以5萬盧比誘惑我。我擔心他會強暴我，所以逃走了。這些男人時常打我們的主意，所以有一天我們10個人聚在一起朝他們丟石頭。最後他們跳上摩托車逃走了。”

很多像阿里夫和依拉的街頭孩童被印尼社會視為棄童，但很多孩童都堅強地接受艱難的生活。他們長久以來一直被印尼社會所唾棄，不過他們大多學會了面對坎坷的命運。

依拉是個留著一頭直長髮的漂亮小女孩，她說：“我夢想成為一名醫生。但我整天工作，夢想如何成真呢？”

“我的父母是清道夫，他們賺的錢不多。如果我不工作，我們就沒東西吃了。這是我的命運。”

在社會邊緣的孩童

印尼有440萬名孩童需要家，他們有些是孤兒，有些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根據政府最新的統計數字，超過30萬名孩子淪為了街頭孩童。

不過官員及人權組織說還有很多孩童沒計算在內，甚至遭受性侵犯的小孩的數據還變少了。

在沒有明確條規及缺乏監督下，任何人都能為無家可歸的孩童設立一個私人的庇護所。據Babeh說，他在家裡經營了這樣的“避難所”，而那裡即是他殺害了許多受害者的地方。

全國兒童保護委員會的官員阿里斯（Arist Merdeka Sirait）說：“當社會把孩童推到了邊緣，他們就想找個人關心他們，結果就有一個像Babeh這樣的人出現，接受他們並疼愛他們。很多Babeh就是這樣出現的。”

專家說，由於對報章每日大幅報導Babeh兇殺案感到壓力，雅加達當局急忙處理，表現得好像他們有在採取行動。

有項建議提出要強逼街頭孩童接受直腸檢查以證實他們是否遭到性侵犯，這項建議引起了兒童權益組織的憤怒並迅速撤銷它。

除此之外，政府欲在2011年消除所有街頭孩童的承諾，也面對社會和輿論的質疑。

阿里斯說：“他們無法在一年內解決問題。政府需要直接到街上去問孩童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甚麼。”

“我們要幫助他們過更好的生活。如果他們有了一技之長就無需到街頭上去工作了。”

蘇西洛總統應允提高對孩童福利的關注，並於去年10月將婦女部改名為國家婦女權利及孩童保護部。

但該部門在Babeh的案件之後尚未發表任何意見或修改任何政策。

社會事務部考慮增加500億盧比（535萬美元）來支持政府經營的庇護所，但事實證明了它無法應付數量極多的貧困孩童。

Sunan Kalijaga大學的專家慕里山‧阿凡蒂（Muhrisun Afandi）說，政府的庇護所經常拒絕那些頑劣的孩童，就像是那些被強迫上街工作而不是去上課的孩童。

他說：“他們不瞭解孩童的情況。”

“他們預期的標準對孩童來說是不可能的。如果前線的政策沒有改變，你無法幫助他們離開街頭。”

不管政府的政策改變與否，阿里夫的母親胡戴雅希望，失去阿里夫之後，剩餘的四個孩子有機會過不一樣的生活。

她說：“我想存些錢以開個檔口讓我的孩子打理。我不想他們在街頭工作了。”（大馬mysinchew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