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地下室我已學會享受一切，包括痛苦。”39歲的何開成談起不久前結束的地下租房客生活，這樣感慨。

5年前，被朋友稱作“何導”的何開成從福建來北京尋夢，從事文化行業，2010年開始租住位於北京東北三環三元橋西南側的一處地下室，月房租500元，一直住到今年秋天。

何導稱自己是做音樂和拍劇情電影的文化創業者。在他的住所上面，是20多層的現代化小區，停滿了小轎車；住所對面，是東北三環繁華商圈林立的5A智能化甲級商務寫字樓；住所不遠的周邊，是各國駐華使館區。

何導的住處是個7平方米的“隔斷”。一張床，一個電腦桌，滿了，難以轉身。在地下室的時間80%是在床上度過的，坐著或者躺著。何導坦言，地下室的生活，最難熬的是“充滿了時間，快也好、慢也好，逃不了的”。

“在中國的大城市生存，其實沒什麼不能容忍的，如果你精神能夠容忍的話，”何導說，“當然，地下室難以容忍的還有空氣過於污濁。”

記者借稱“找房”來到三元橋西南側的一處“地下居住區”，何導曾住在這附近。入口處的小牌子上寫著“進出小空間、和諧大天地”。午後陽光下，沿著大約40度陡的台階向下，通過僅有的出入口，走進十餘米深的“另一個世界”。

下面，沒有一絲陽光可以透進，昏暗的燈泡讓人察覺不出時間。墻壁因溼氣而嚴重腐朽脫落，積水遍佈地面，充斥在空氣中的是發黴的味道。

這些位於地下的居住空間，並非小區樓房，而是小區地下人防工程。

視線望不到盡頭的通道超過100米長，卻窄得只夠兩人並排行走；通道兩側是整齊排列的大約60個獨立空間，它們中的大多數並非嚴格意義的房間，而是“隔斷”。

門縫中一道道隱隱的光亮、不隔音產生的各種聲響、密密麻麻晾著的卻也潮溼的衣服，宣告著這片跼踀空間的龐大人口。

記者被這裡唯一的男性管理員領到通道盡頭的空房間。大約10平方米，一張床，月租600元，電費及上網費用另付。所幸的是，有個通風口；難捱的是，數九寒冬裡沒有暖氣。

“這是唯一的空房間，也是最大的，原來的住家上午才搬走。”管理員說。他也是地下室入口小賣店的店主。

返回入口的路上，記者隨著氣味找到了這片地下居住空間唯一的廁所，一個蹲坑。廁所旁邊是洗澡間，只有涼水。拐角處是“水房”，兩個洋灰水池旁有一堆盆兒，地上晾滿了溼溼的鞋，不遠處還有一台公用電冰箱。

透著為數不多半開著的門，可探知“房間”大約5至10平方米不等，一些房間裡不止一套“上下鋪”。房間裡散發的不同但難聞的各種氣味，也能聽到小孩子玩耍或說話聲音。

地下租房客除了何導這樣打拼多年的“北漂”外，還有對人生充滿希望和嚮往的年輕畢業生。大城市高企的房租、第一份工作略顯微薄的收入，連同不畏辛苦去拼搏未來的決心，讓這些未經世事的大孩子們加入這個群體。

中國社會科學院去年12月9日在北京發佈的《住房綠皮書：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1～2012）》認為，租房者，特別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承租壓力甚重。

26歲的吉林四平人張曉琪（化名）在吉林某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後，帶著夢想來到北京從事媒體工作。

她租住東三環呼家樓附近的地下室。那裡的環境在地下租房客中稱得“上等”，房間有獨立的實體墻壁，房頂有個小窗，可以透進空氣和光線，公用的廚房還能做飯。

“年輕住哪裡都無所謂的。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沒那麼沉重。來北京，就是想看看首都的樣子。我屬於樂天派吧，也堅信自己能生存。”張曉琪說。

張曉琪對畢業後的規劃是“享受生活”。“來北京之前，覺得這裡不好玩兒、不好吃，還很忙碌。”她說。

之後，她卻發現，北京的美是要在這裡生活後才能體會的。“北京很吸引人，我相信隨緣，所以就停下來了。在大都市喝喝咖啡，也是享受生活，只是生活品質有待提高。”張曉琪說。

據業內人估算，北京的地下租房客，約有近100萬人，大多是低收入打工者，也摻雜著些低收入的小白領。

“如果拋開職業的不同，他們一部份是年輕、拼搏、追求自我的逐夢人，另一部份是單純而勤勞的打工者，還有些是以投機的心態生存。”何導說。

何導說，住地下室很少擔心被盜。“我經常唱‘空城計’，不關門。地下室其實很安全，因為那裡面的人都知道自己就那麼點機會。”他說。

在不足7平方米的跼踀空間裡，何導思考更多的是“生存和夢想”。“四周的隔斷，躺在其中，鬧市修行的感覺。”他說，他不後悔從老家奔向大城市築夢，因為“北京的生存模式就是和別的地方不一樣”。

“我拍攝廣告、MV是掙錢的活，為了生計。拍攝短片、劇情片、電影是為了影響力，這個不一定馬上就要掙錢。隨著情況的好轉，我想做些調整，最終放棄MV和廣告。”他說。

長期租住地下室的生活，讓年奔四十的何導迷惘過青春、夢想、追求和人生。

幾個月前，何導搬家了。從東北三環繁華商圈的地下室，搬到了15公里以外城郊昌平區天通苑的樓房。（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