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發生大火，一句“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使288名學童葬身火海，領導們卻全部逃出生天。16年來，遇難孩子的家長始終拿不到死亡證，官方亦一直沒有悼念活動，上訪也不獲受理。內地獨立紀錄片導演徐辛，將鏡頭對準死難學生家長與倖存傷者，聆聽他們的不平之鳴。這部長356分鐘的《克拉瑪依》紀錄片，於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徐辛坦言拍攝這部片時，曾難受到“想過死，再也不拍紀錄片”，但他堅持舊事重提，就是希望人們永不遺忘。

徐辛用鏡頭替死者發聲

近6小時的片長，在紀錄片中十分少見。徐辛接受《明報》專訪時說，整部片投資10萬元人民幣，全是朋友贊助，“我根本沒考慮商業發行和回報。只要是想看這部片，80分鐘和6小時沒差別，而且你不會感覺有這麼久，很容易就看下去，時間再短的話我沒法表達。”影片在剛過去的週日（3月28日）播映，4月6日下午2時在香港藝術中心Agnes b.影院再播。

徐辛在2007年“12.8”紀念日開拍《克》，歷時半年訪問60個家庭，整片完整保留了13段，看似在講同一件事，但整體的情緒是漸進式，間中穿插當年火災觸目驚心的畫面。徐辛說，自己不可能完全客觀，“過去我是一個從不掉淚的人，但為這片子掉了很多次淚。像有母親講述，克拉瑪依那年總是不下雪，這事發生後就下雪了，感覺天都感應了，當時聽了特別難過”。

反思官僚問題
揭制度漏洞

剪片更讓徐辛體驗到從未有過的煎熬。“一些內容你要反覆去看，刺激會更強，那是種掏心挖肺的難受，特別不舒服，甚至就想去死。當時我說以後不想再拍紀錄片，但這個我一定要做出來。”

徐辛表示，希望影片能令大眾反思，為何這種悲劇一再發生，正如片中家長所講，對孩子的教育、場館久積隱患卻未及時處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所有的環節都出了漏洞。但這樣的問題到現在還沒解決，三聚氰胺是前年的事，今年出了疫苗案，還有每年都在發生的礦難，都是生命”。

政府不知拍攝
未遇阻力

片中不少受訪家長最初都有顧慮，“我不想說太多，我還要在這生活”、“小心他們抓你”，“政府說我們這批人是社會不安份子”。徐辛稱，拍攝時因跟當地政府沒任何正面接觸，所以未遇阻力，“也許不知我在拍，或不屑管我——這麼多年過去了，你拍了能怎麼樣”。可他的確擔心那些受訪家長有麻煩，故在片中隱去了所有家長的名字。“我覺得片子沒甚麼問題，我都是希望大家更好，希望這個國家更好，但是想挑毛病的人，沒毛病都能挑出毛病”。

替死者立碑
當局未兌現

談及拍此片的最大意義，徐辛說希望大家永遠記住這件事，給後世引以為戒，也是對小孩們的一個紀念。“最終我定下《克拉瑪依》這片名，實際上就是希望當你說到克拉瑪依的時候，一下子就想到這場大火。”當局曾承諾為克拉瑪依12.8大火死難者集體立碑，但未有兌現。徐辛把《克拉瑪依》最後的鏡頭，定格在粉刷成白色的友誼館遺址，死難名單一串串打出，“實際上我是給所有小童立了一個碑。”

“每張遺像代表每個生命”

在克拉瑪依市以西5公里的山腳，有座叫小西湖的墓地，克拉瑪依大火遇難的孩子，絕大部份都長眠於此。徐辛的《克拉瑪依》，就從這一個個墓地開始拍攝，每張遺像前他都停留許久。“我想表達的是，這不是幾百個死亡數字而已，它代表了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和家庭。”

除了家長追憶，《克拉瑪依》呈現大量火災當日珍貴而慘烈的視像資料：火災深夜，友誼館前亂成一團，家長哭嚎震天響，孩子被武警士兵一個個拖出，有的已燒焦不成人形，還有成山的屍體，被匆忙運上車拉走，或是條條橫放在臨時停屍間……這一過程，從撕心裂肺的哭喊漸漸變成了無聲，令觀者無力感到達極限。徐辛說，他是特地消了聲，“因為我感覺下面再有聲，人就要瘋了。”

死者父母之哭訴

■“誰家生了孩子誰倒霉，頑皮的孩子沒聽命令，都逃出去了。我再也不敢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聽話、乖乖的。”

■“我就希望能給個說法，我孩子到底怎麼死的，他要是活著，也有28歲了，也該娶妻生子了，他們哪一個不是前途光明？”

■“這場大火摧毀了我的夢想，我的希望，我的家庭。我本來性格很好，但12.8後，我動不動就暴跳如雷，想討個說法，不願讓我的孩子枉死，外面人說我們是神經病，對，我們都變態，可這是誰造成的？”

■“（大火後）我領養了個娃娃，要是沒有她，我早瘋了。”

■“家醜不可外揚，國醜也一樣，為了克拉瑪依，我們忍。可是，好忍麼？”

導演：觀眾都受不了

“太殘忍了、太殘忍了！”上週日《克拉瑪依》在香港科學館首映進行還不足一半，一位老婆婆反覆呢喃著這句話，踉蹌走出放映廳。留下來的觀眾，大多也懷著同樣煎熬的心情。導演徐辛接受《明報》記者訪問時坦言：“（其實）所有人都承受不了，包括我。”

這288名遇難小童，當年只有6至14歲，若還活著，如今正是風華正茂的“80後”。15年過去，這場大火對受害家庭造成的傷痕仍未撫平，家長無不大段大段地獨白敘述，是追憶亦是情感的發泄，鮮有人能完全心平氣和回憶這件事，時而哽咽時而氣得發抖。多年來上訪無門，很多人已變得有些偏執，甚至承認“我們是神經、變態，我們也不想這樣”，教人更覺悲情。

盼給孩子一個死亡證

徐辛說，家長的要求很簡單，最希望給他們一個死亡證，“小孩就這麼消失了，戶口、身份都沒有了，好像蒸發一樣。若小孩死亡了，好，你給我一個證明，在醫院還是甚麼原因，但是沒有，好像不曾存在一樣”。發過死亡證有何難呢？徐答道：“我也不知，我覺得這點政府就非常非常愚蠢。”

人死不能復生，家長想要的，不過是一種尊重、一句道歉、一絲安慰。12.8後，很多當事家庭都離開了克拉瑪依，以免觸景生情；有人又生兒育女，從中尋求精神慰藉，卻總是忍不住想像當年孩子如今活該成家了吧；有些家庭因這創傷解體，有人壓抑成疾……他們已被社會邊緣化，大火在他們心中種下了毒瘤，時間，並不意味一切皆可淡忘。（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