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同群堅守信念


(中國)記者採訪洪濤的那個下午,他推掉了別人來做愛滋病快速檢測的預約,避免來做檢測的人碰到記者會尷尬,因為來做檢測的都是男同性戀者,他們不希望自己的隱私被暴露。

洪濤是黑龍江省康同工作組的負責人,這個隱蔽在哈爾濱市一個小區內的工作組還是“MSM人群快速諮詢檢測點”,而“MSM人群”就是男男性接觸人群。他們的工作主要是通過QQ群等平台動員男同們預約檢測,然後在檢測點進行採血、初篩,若檢測結果是HIV陽性,那麼就將其轉介到哈爾濱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確認。

“作為男同這個群體中的一員,我知道大家都很在意自己的隱私,即便來做檢測也不希望被其他人看到,包括圈子裡的人。”洪濤在安排預約時儘量錯開時間段,讓被檢測者能有一個單獨的空間,這樣也方便他和志願者們對來檢測的男同進行一對一的服務。

康同工作組成立於2002年3月,而洪濤在那年末就以志願者的身份開展工作。由於當年只有英國馬丁基金每年1萬元人民幣的資助,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接聽電話,發放資料,對男同們進行心理和檢測方面的輔導與解答。

如今,康同工作組得到了黑龍江省疾控中心以及哈爾濱市疾控中心提供的資金和免費檢測試劑等資助,工作也獲得了省市疾控中心的肯定和支持。

2011年,康同工作組開始對男同進行愛滋病快速檢測,至今已有1800多人次接受了檢測服務,其中發現了約80名HIV感染者。

據悉,男男性行為群體是哈爾濱市愛滋病感染最嚴重的人群,2011年的HIV感染率達10.3%,是黑龍江省防艾工作的重點對象。

洪濤說:“我們的工作針對的是男同這個特殊人群,這是一個隱蔽的群體,不願意暴露在別人視線裡,所以傳統的工作方式很難應對。而我們是這個圈子裡的一員,在尋找檢測者、進行心理干預等方面都有獨特的便利性。”

事實上,康同工作組除了做愛滋病快速檢測外,還對男同進行一對一的心理支持和情感交流。“男同因為對我們信任而跟我們傾訴,這些與疾病無關,卻能幫助一個人、一個家庭和一個社會。”

然而,今年8月來自當地衛生監督所的一紙通知單卻險些讓康同工作組解散。因為有人舉報,衛生監督所工作人員將工作組的19盒檢測試劑帶走,並認定工作組非法行醫,要求“立即停止執業行為”。

幸虧省疾控中心開具了一份證明,康同工作組才得以繼續“非法”地存在下去。“我們屬於民間組織,沒有合法身份。能躲過這一劫,也不知道怎樣躲過下一劫。”洪濤說。

康同工作組由於不屬於營利性單位,不能在工商部門註冊,又得不到民政部門認可,工作組就一直“打遊擊”,自成立以來已經換了五六處辦公地點了。

儘管康同工作組得到了省市疾控中心的支持,洪濤本人也取得了國家三級心理諮詢師證書,並獲得了MSM人群愛滋病諮詢檢測培訓合格證,工作組卻仍舊面臨著“非法行醫”、資金短缺、專業人員不足等困境。

洪濤說,只有把我們這樣的組織納入國家統一管理的範疇,才能保證我們工作的合法性。沒有一個合法的身份,就無法保證我們打造一支穩定的隊伍,很難實現職業化、專業化、規範化,目前只能依靠志願者們的熱情和業餘時間,沒有合法身份也導致我們得不到配套政策和資金的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近日與防治愛滋病民間組織、有關國際組織代表座談時,肯定了民間組織在防治愛滋病中的作用,並稱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特殊力量。

這番講話令洪濤深受鼓舞。他希望政府能通過購買社會公共服務的方式,真正依託社會組織辦好男同群體的愛滋病防治工作。

黑龍江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艾所專家閆紅梅認為,男同防艾工作依託社會組織很重要,經過培訓的志願者可以在專業機構接觸不到的地方展開工作,是專業機構之外的一個有益補充。

洪濤仍繼續堅守在為男同群體進行愛滋病防治干預的工作中。但他不希望人們把愛滋病和男同劃等號。他說:“我們不斷地強調男同防治愛滋病,但不是說只有男同群體才容易感染愛滋病,而是不安全的性行為容易導致愛滋病傳染。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易感人群,只有易感行為。”(新華社)



你知道嗎?

男同性戀是男性同性戀者的簡稱。男同性戀的身體與生理構造與一般男性無異,但他們在心理和生理上較受同性(男性)所吸引。許多人口中所指的同性戀通常是指男同性戀,這是起因於忽略或未意識到女同性戀也是同性戀群體的一部份。英語通常稱男同性戀為gay、queer(酷兒)或homosexuals,而對男同性戀的人,中文的規範說法為男同性戀者,而一般口語中則常以男同志稱呼。受電影《斷背山》影響,男同志現也被稱為“斷背”。中國北京大學人際及性取向科教授丘景晞,發明'同志戀'這一詞。

同性戀曾被認為是一種性慾倒錯,但目前這種認知已非主流想法。從心理學上來說,同性戀沒有被視為錯誤,就像左利手一樣。但就於社會的常態意識,部份人覺得同性戀是不可以接受的。(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最後修訂於2012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