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那麼，腦傷兒有建築自己的命運的能力嗎？

住在“大愛之家”約20名腦傷兒，有彬彬有禮的、愁眉苦臉的、濃眉大眼的、大呼小叫的、無法自控、視線聽覺無法集中......的臉孔，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頭腦比常人簡單，有的甚至簡單到沒有思考能力、沒有喝水吃飯的能力、沒有梳洗的能力。

他們不像一般正常的孩子，可以品嘗蛋、白麵包、巧克力、汽水、糖果、蛋糕、雪糕的甜美的滋味；肯德基炸雞、麥當勞漢堡包等高熱量食物，永遠缺席於他們的生活。

這些一般孩子的慾望，都成為他們的毒品，加害他們的健康。這樣的孩子，有誰會選擇相信，他們有能力去建築自己的命運？可是，腦傷兒卻有被愛的權利；而這真摯的愛，是建立在尊敬他們也是一個生命的基礎上。

透過那隔離了外界的一扇閘門，穿著藍色T恤和牛仔褲的Sam，目光犀利地瞄見門外有客人。本來坐在“歌台”上五音不准地唱著歌的他，下台為客人開門。

閘門一開，那陽光般溫暖的笑容是送給客人最好的見面禮。轉身，他到屋內拿了幾瓶礦泉水放在桌面上招呼人客，然後靜靜地坐在記者的身邊。見礦泉水像他那樣一動也不動地隔在一旁，他站起來，把一瓶礦泉水遞到記者面前，示意記者：先喝水。

Sam不是故意打岔記者和大馬大愛腦傷症兒童基金協會的秘書Jacie的談話，他知道外面太陽猛烈，記者剛從外頭進來，應該先喝水休息一會兒。

記者轉身看看Sam，他那有弧度又帶靦腆的笑容依舊掛在臉上。他的笑容讓人覺得溫暖，舒服，這張單純的容顏在功利社會已經少見。記者這才注意到，Sam下半身穿著的長牛仔褲已不合身，半天吊地露出了一雙腳的下半載。他一直很安靜地和著他的笑容坐在記者和談話者之間，聽著別人說他的故事。

Sam，17歲，混血兒，低能兒。這是他的身份。

先天性的腦傷，讓他自小就活在極單純，沒有色彩的世界。父母沒有因為生下了一個特殊兒童而更努力地維繫一段婚姻，為孩子締造快樂的家庭，反而選擇了離婚。

父親回了澳洲，Sam的母親轉身為單親媽媽，一個人扶養患有自閉症的孩子。記得有一回，他一個人溜到住家外頭去，據說，他因為在路邊攤的漢堡包檔，不曉得是搗蛋還是拿別人的漢堡包，結果挨了一身揍，被扁得臉頰紅腫流血。

事情鬧上警察局，因為Sam是腦傷兒，沒有人相信他不是故意肇事，連維護正義的人也不願意理會這被看成是瑣碎事的意外，於是，事情只好不了了之。

只是沒有機心而已

陽光般溫暖的笑容使得Sam在“大愛之家”很受歡迎，可是，他曾經離家出走過。在他15歲的某個傍晚，他悄悄地離開“大愛之家”，被人發現他不見了蹤影時是傍晚6點鍾，一群人四處尋找他，6個小時後依舊尋穫無人，於是唯有報警。

當時後，Sam在新加坡工作的母親接穫“大愛之家”的來電說孩子落跑了，母親冷靜地說一句：“沒辦法，跑了就跑了。”母親的寬雄大量讓照顧孩子的工作人員有被寬恕和諒解的感覺，可是，母親當時的心情究竟是怎樣的，除了當事人之外，無人知曉。

翌日，甲洞警察局的警員來電說，Sam在他處。

把孩子接回來後，他還是一張快樂的笑臉，任憑別人怎麼問他是如何去到甲洞的，他和著他的笑容含糊帶過。

能夠把Sam找回來，是一種幸運。或許連他也知道自己很幸運，自此，即使收留所的大門打開了，他都不願意再踏出閘門一步。他把“大愛之家”當成是自己的家，他愛他的家。

故事聽到這裡，記者看著依舊笑容滿臉的Sam。他有一張可愛、俊俏的臉孔，如果他是一個腦袋正常的孩子，他此時此刻應當穿上白色襯衫墨綠色長褲，在樹青青的校園裡，說不定，身邊還有一群仰慕的學妹圍繞著他，還有一群拜把兄弟和他在草場上踢足球。

可是，此時此刻他只能在“大愛之家”和其他19個同樣是腦傷的孩子一起生活，過別人眼裡很單純，無憂無慮的日子。

看著Sam的笑容，記者沒有一絲他是快樂的感覺。後來，Sam離開他們同伴，悄悄坐到記者的身邊，依舊用他的招牌笑容和記者說話。

“姐姐，你好。”他很有禮貌，而且不怕陌生人。

“姐姐，你住在哪裡？”他說話的語調很正常，一句到尾，沒有斷層，也不支支吾吾。

記者試著問他：“你會寫自己的名字嗎？”他笑著搖頭。

記者再問他：“你會畫畫嗎嗎？”他還是笑著搖頭。

記者繼續問他：“你有去學校上課嗎？”他依舊笑著搖頭，然後一支箭似地跑開了。

記者看見他很快樂地和Jacie分享記者們適才的談話內容。Sam其實有與人溝通的能力，他只是遺失了機心。這對他來說，是禍還是福？

遺失最起碼的尊嚴

腦傷兒有思想嗎？有的。

在“大愛之家”住了十餘年的阿Boy，是個自閉兒。與Sam不同的是，阿Boy有一張猶豫的臉孔，他總是像閃避陌生人似的，用他的背影、側身應付陌生人。

但是，他並不害怕陌生人，他喜歡有人探訪他。因為他是自閉，不是孤僻，自閉兒只是很難和別人混在一起、他冷漠和孤獨，也不喜歡被人擁抱。

同樣是腦傷兒，但他不能像Sam那樣敞開胸懷和陌生人溝通。他說話是“伊伊嗯嗯”的，用手語來表達“謝謝”、“吃飯”、“再見”。不懂手語的人，很難和他溝通。

那一天，他突然倒立，大家圍繞著他看，然後為他的演出送上掌聲。一直一臉憂鬱的他突然綻放難能可貴的笑容，他興奮地在原地又跑又跳。

掌聲對他來說是一種肯定，贏得掌聲，賺得喜悅。像他這樣的一個自閉兒，也需要被欣賞，認同。

另一間子房內，家恩被特別看護。

她正值青春期，剛發育，一個自閉加過動的女生。

因為正處發育年齡，她有自慰的習慣；因為腦傷，她不知道這些事情需要一個人躲在房子裡偷偷地做。

家恩很讓照顧她的人頭痛，她脾氣暴躁、力氣很大、沒有人嚴厲看管她的時候，她會越過圍牆逃跑；她大喊大叫，不曉得在發泄甚麼；她一直用手掩護自己，把頭垂得很低，幾乎要埋在胸前，不讓別人看見她的臉。

比起Sam，她遺失了一份單純的笑容。

看見家恩那個午後，她穿著T恤牛仔褲，很明顯地，牛仔褲的拉鍊已經無法拉上，褲頭稍微滑落就露出小內褲。因為無法靜靜地，她總是試圖從別人的“挾持”中掙扎開來。

越是掙扎，褲子越是鬆弛，滑落。可是，儀容對一個腦傷的少女來說，卻是沒有能力在乎的事情，因為她無法好好照顧自己。

於是，她在人群中遺失最起碼的尊嚴。

家恩有她抗拒的事情。她抗拒聽到《媽媽好》這首歌，歌聲一響起，她極力地用雙手掩蓋耳朵，然後把頭垂得更低，繼而用腳踢人。

潛意識裡，她知道母親遺棄了她，媽媽不好；她知道家恩，並不是家裡的恩寵，所以，她不要聽《媽媽好》這首歌。可是，她越是躲避歌聲，她越是憤怒，不懂事的孩子們越是高興，他們把家恩的悲傷、憤怒當成是好玩的遊戲。

腦傷兒的世界沒有對和錯，應該或不應該，就像很會唱歌的大個子Yuan Sin，他在家恩面前高興地對她唱著《媽媽好》的時候，他不懂得甚麼叫“莫在別人哀傷痛苦時跳舞唱歌”，“不要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在他們單純的腦海裡，沒有複雜的思想，因為他們沒有分辨的能力。

他們沒有明天

“大愛之家”有一首沒有譜曲的歌，開頭幾句，是這樣的：叔叔，記者的思考能力被狼叼走了，阿姨，記者的美好前途被風刮走了。曾經，記者的世界一片空白，太陽不來，月亮不來，星星也不來。

他們是一群被形容為沒有明日的孩子。他們沒有照顧自己的能力，他們很多是被至親遺棄的孩子，自20年前，大馬大愛腦傷症兒童基金協會創辦人張秋明醫生接觸腦傷兒童至今，他深深地體悟到這群孩子，是沒有明日的。

正常的孩子長大後會結婚生孩子，組織自己的家庭，他們有工作能力，買車子買房子是人生追求的目標，可是，患有腦傷症的孩子，就這樣渾渾噩噩地過了他們的一生。

“他們甚至是被遺棄的一群，有些父母把孩子送來這裡後便消聲匿跡，從此尋獲無人，孩子自此變成孤兒。有的父母卻把自己的腦傷兒看成是廢物，不願意多看一眼。”

住在這裡的腦傷兒，絕大部份在一出世時就是一首悲歌。

照顧腦傷兒很吃力，20個孩子有20種照顧方法。有的要一直注意他是否有和足夠的水，不然會昏睡下去，2天兩夜醒不來；有的被蚊子叮了包，一雙腳癢起來拼命抓，直到流血還繼續抓；有的會按捺不住情緒，趁機逃跑。

於是，當張秋明半夜接到收容所的來電，心臟會有爆炸的感覺。因為擔心孩子出事，或是落跑，或是病倒。“孩子的父母把孩子交給記者們，記者們就要起責任。”

照顧這些孩子，需要給予愛心、耐心、教育，還要照顧其營養、醫療和作業治療，如訓練和教導他們日常作息活動的一部份，包括吃飯、洗漱、上下樓梯、家務勞動等等。

尊重腦傷兒的生命

曾經，面對這樣一群傷腦筋的孩子，張秋明有過想要放棄的念頭。可是，因為尊重腦傷兒也是一個生命，再加上和孩子相處了那麼長的時間，感情培養起來後自然對孩子們有了責任感，於是，他只好堅持下去。

“大愛之家”的前身是“愛而不累”，當時還未正式註冊，也沒有收容腦傷兒。張秋明在年輕時擔任社工照顧過正常兒童和特殊兒童的心理衛生，他發覺自己對特殊兒童更感興趣。

20年前，腦傷或自閉都不是普遍的名詞。他亦很好奇，為甚麼特殊兒童能夠聽懂別人的話，但自己卻不會說話？為了滿足好奇心，他把一個腦傷兒帶在身邊做“研究”。

“當時，記者發現腦傷兒使用鼻子來哼聲，發音的。於是，記者嘗試捏住這腦傷兒的鼻子，孩子終於用嘴巴說話了。記者覺得很有成就感，於是開始往這方面深入鑽研。”

成功治療好兩個腦傷兒後，人們開始把自家的腦傷兒寄託在他身上，可是，如今面對“大愛之家”目前的腦傷兒，他只能聲聲嘆息。

絕大部份的腦傷兒都需要長時間的治療，可是對家庭經濟差的家庭來說，腦傷兒卻是沉重的負擔。像“大愛之家”裡其中一個十來歲大的腦傷兒，母親是高齡產婦，還要生出一個腦傷兒，雙親至今60來歲，養活自己也成問題，又哪來扶養腦傷兒的能力？

於是，孩子只能寄養在“大愛之家”。

“大愛之家”根據一些家庭經濟狀況來考量是否收容腦傷兒，如病況嚴重、被家人遺棄、單親、收入低於千五令吉和來自外地的貧困腦傷兒。

或許，“大愛之家”才是這群腦傷兒唯一的溫暖窩。雖然這裡沒有書本、玩具、顏色，他們穿和自己身形不和襯的衣服，但是，這裡的人沒有遺棄他們。

能夠分享的快樂，不要吝嗇

腦傷兒的生命，沒有獲得尊重。社會在選擇漠視腦傷兒同時，有的人還因為他是腦傷而多踹一腳。

就像Sam被揍的事件，賣漢堡包的大人選擇跟一個沒有能力懂事的孩子計較。或許，對方可以嘗試站在一個腦傷兒的角度去思考，他為何拿別人的漢堡包，不管是搗蛋還是偷，作為一個有正常腦袋的人，是有權利選擇如何去詮釋一個腦傷兒的行為，而他所選擇的，正是對待腦傷兒的一種方式。

而Sam，是否記得他曾經被痛揍過的經驗？記者無法從他連上的笑容取得答案，因為記者無法走入他的內心，窺探他臉上的笑容是否發自內心，還是一種用來吸引人們的目光又或掩飾內心深沉感受的工具。

臨走前，記者留戀Sam那單純的笑容，一次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將目光停留在他的臉上。剎那之間，透過那扇大閘門，記者看見的不僅是一張張被扭曲的臉孔，還包括了單純的笑容下，一顆顆被扭曲的心靈。

此刻，他們正寄望於戶外的藍天。可是，戶外的天空再明亮，風景再美，他們卻好似被一扇冰冷的大閘門隔離於另一個世界。

他們的世界，是否，真的沒有明天呢？（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