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年前，51歲的楊貴芬嫁到日本福島縣，與60歲的丈夫田中生活在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35公里的相馬市。親身經歷了3月11日那場災難的她，再回首往事，語氣中卻充滿樂觀和對新生活的期待。畢竟，“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夠了”。

“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夠了”
一名日本大地震親歷者的自述

楊貴芬：地震發生時，房子被震得東搖西擺，鄰居們都跑到室外，但由於我婆婆80多歲了，雙目失明行動不便，只好把她安置在衛生間躲避，我也不敢亂動。

晚上開始，停水停電，四周一片漆黑。加上海嘯衝擊，屋子周圍全是水。不過，我最擔心的還是在市內工作的丈夫。我摸黑騎車40分鐘去打聽他的消息，路上掉進震陷的坑裡，差點以為自己要死了。趕到公司後，我從老闆那裡得知，丈夫震前被派往宮城縣亙理町工作，聽說亙理町受災嚴重，我當時就哭了。

第二天下午，丈夫突然出現在我和婆婆面前，我們三人抱頭痛哭。丈夫說，他趟著齊腰深的水趕了7小時路才找回家。

接下來兩個星期，一直停水停電。由於婆婆身體原因，我們沒去避難所，就在自家院子裡挖坑埋灶，揀來樹枝生火做飯。

後來聽廣播，知道福島核事故的消息，要說不害怕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這裡的輻射值是每小時0.4（微希），但擔心也沒用，索性也不去想了。吃的也都是福島當地的大米和蔬菜，市場上也有外面的菜，太貴。一顆大白菜，福島產的只賣100多日元（約1.3美元），但北海道產的就要400多日元（約5美元）。

婆婆今年9月份去世了。經歷過大災大難後，我覺得錢什麼的都是身外之物，一家人平平安安就足夠了。

“美國目前的體制已經行不通了”
一名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大學生的自述

（美國）布蕾．萊姆比茨是美國馬薩諸塞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大四學生，在“佔領華爾街”示威活動中做組織工作。為此，萊姆比茨特地休學一個學期。

萊姆比茨：“佔領華爾街”運動爆發一週後的9月25日，我背著包從馬薩諸塞州趕到了紐約祖科蒂公園，就在睡袋裡過夜。我曾經連續在那裡待了10天。

我母親支持我的行動，特地飛來紐約，陪我在營地住了兩夜。但我父親不太支持我放棄學業參加活動，我覺得是因為他不瞭解這個活動。美國主流媒體把這個運動描繪成缺乏目的的活動，我父親以為這裡只是一大群嬉皮士聚在一起很髒地生活著。但是任何來過祖科蒂公園的人，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這裡是多麼有組織、有目的。

我們就是要告訴民眾，美國目前的體制已經行不通了，必須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的抗議就是要發出草根的聲音，讓社會來關注這些平日被邊緣化的群體，並吸引更多人和媒體的參與。只要我們團結起來，讓政府真正代表我們99%普通美國民眾的利益，我相信這場抗議活動會為美國社會帶來變化。

“我們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國家”
一名伊拉克陸軍中尉的自述

（伊拉克）25歲的侯賽因．易卜拉欣．卡里姆是一名伊拉克陸軍中尉。日前，他所屬的部隊從美軍手中接管了駐伊美軍最大的軍事基地——巴格達“勝利”軍營。這所軍營曾是駐伊美軍司令部所在地，並曾關押過被俘後的薩達姆。卡里姆對記者講述了自己對美軍撤離伊拉克的看法。

卡里姆：12月2日，我手下一個班與美國海軍陸戰隊一個班換防。我看見，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手捧降下後疊好的星條旗，眼泛淚光。美軍向伊拉克軍隊移交“勝利”軍營，很有象徵意義。基地的易手，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我曾在美軍第82空降師受訓，學習各種輕重武器使用以及小規模作戰指揮部署。美軍教官總是稱呼我“阿裡”，好像在他們眼裡，所有阿拉伯人都叫“阿裡”。雖然大家相處不錯，我還是希望他們回自己的家。因為，我們是主權國家，我們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國家。

坦率地講，伊拉克軍隊目前能力不強，亟須軍事培訓。我想，這是美國人樂意見到的伊拉克軍事水準——不夠打一場常規戰爭，但應付反恐任務已經足夠了。

事實上，我們的軍隊確實具備足夠能力對付恐怖組織、反政府武裝。畢竟，這裡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情報工作勝過美軍。在反恐行動中，情報的重要性永遠超過武器。我相信，美軍走後，伊拉克安全形勢不會變得更糟。屆時，伊拉克才會真正成為伊拉克人的伊拉克。

“希望每一個人都能過上好日子”
一名利比亞餐飲服務公司員工的自述

（利比亞）1970年出生的奧馬爾．穆赫塔爾是利比亞一家國有餐飲服務公司的部門經理，這家公司負責給卡扎菲執政時期成立的大人工河管理公司提供餐飲服務。在經歷了戰爭和卡扎菲時代的結束後，穆赫塔爾現在希望利比亞人“都能過上好日子”。

穆赫塔爾：戰前人們生活很差，醫院和學校條件也都很差，我們沒有多少錢，也沒法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整個國家生活在一個大謊言之中。

戰前和戰後最大的不同是，我以前去政府部門辦事，他們總是推三阻四，而現在工作人員會耐心地聽取我的問題並熱情幫助我；以前警察老是對我們叫嚷，現在就客氣多了，現在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出自己的想法。

悲傷的是，我們在戰爭中失去了很多同胞，但也因此獲得了自由。戰爭結束後，我們心中沉重的負擔沒有了。不過，現在還有大量散落在民間的武器，各個派別間也時有衝突，希望過渡政府能夠出台安全保障措施和解決方案。

我認為在憲法和法律制定後，利比亞會舉行公平的選舉，讓人民選擇合適的人來領導國家。現在的過渡政府瞭解我們革命的原因，相信政府官員們會尊重人民，並公平、誠懇地效忠國家。

利比亞有很多油氣等資源，有很長的海岸線，也有大量的耕地，本可以成為一個富裕國家。我希望將來老百姓都能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孩子們能有好的學校上，病人可以在好的醫院接受治療。希望每一個利比亞人都能過上好日子。

“債務危機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
一名希臘律師的自述

（希臘）舉止雍容優雅的克里薩．薩拉弗拉庫是希臘一位資深律師，也是希臘記者協會的法律顧問。她家離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抗議者時常聚集的憲法廣場不到兩公里。日前，在已經佈置好聖誕樹的客廳裡，薩拉弗拉庫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薩拉弗拉庫：債務危機對希臘人日常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資金短缺影響了所有人。由於經濟不景氣，商人們重新考慮優先事項，擱置司法案件，我的收入一下降了很多。而政府不斷加稅，又使我們的開支加大。所以，我必須大大改變生活方式，重新確定家庭支出的輕重緩急。現在，我們集中保證孩子的教育需要，減少日常用度，比如我們不怎麼花錢去買新衣服，也減少了休閒娛樂活動。

在希臘，我們只是中等收入家庭，但過去每年聖誕節，我們都會舉家到國外度假。而這個聖誕節，我們不得不像其他希臘家庭一樣，呆在國內。

目前政府採取的應對危機措施效果不好，因為這些措施不能促進經濟增長，而沒有經濟增長，國家就不能前進。在我看來，整個歐洲都面臨類似的挑戰，歐盟推行共同政策是可行的，但每個歐洲國家，都應該保留其獨有的特性。

2012年，我們仍然會面臨一系列問題，包括公共部門的進一步裁員，以及薪水進一步下降，但我們能挺住。

“黑暗中總有一線光明”
一名索馬里難民的自述

（索馬里）27歲的哈桑．吉馬勒是索馬里人，迫於家鄉連年的戰亂與饑荒，20年來一直生活在肯尼亞的達達布難民營裡。今年6月以來，非洲之角地區遭遇60年罕見旱災，達達布難民營處於超負荷運轉狀態，艱難維持。不過，吉馬勒沒有喪失希望，因為，“生活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選擇生活”。

吉馬勒：今年6月開始，逃到難民營的索馬里人一天都沒間斷。在我住的伊福營地，簡易帳篷已經密密麻麻看不到邊，很多新來的難民家庭甚至無法領到難民署分發的帳篷，只能自己拼湊些破衣服、塑膠布棲身。在難民接收中心，新難民每天排著長隊等待註冊，還有大批難民因為排不上隊而冒險在難民營外圍的曠野裡過夜。

我在那兒遇見了一個名叫伊尤的索馬里老鄉。他告訴我，從去年年底開始，雨水就越來越少，後來乾脆半年都滴雨未下，牲畜一頭頭死亡，莊稼一片片枯萎，村子裡的人家一戶戶離開，一切都沒有了。他賣掉了家裡僅剩的幾頭山羊做路費，走了15天才到達達達布。伊尤在接收中心門口已經排了好幾天的隊，沒吃沒喝，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領到救濟糧和帳篷，我也實在幫不上他。

但是，黑暗中總有一線光明。比如我自己，很幸運地能在難民營的教育機構上學，現在我能講流利的英語，有時還通過手機上網看新聞。我從不抱怨生活的不公和艱苦，相反的，我決定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把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新華社）